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描写了一个复杂的概念，笔者将其大意翻译如下：

一位女士同意与某位男士第一次约会。女士非常清楚男士对她所持的意图。她也知道自己迟早要做出决定。但是她不愿去想这个决定的紧迫性，在与男士的交往中仅仅保持尊重和礼貌……她不十分清楚自己要什么。她深知自己在男士心中激发的欲望，只是残酷赤裸的欲望使她感到蒙羞和恐惧，然而她在单纯的尊重里也感受不到魅力……假设男士握住女士的手，这个冒险的行为通过唤起当下的反应来试图改变目前的僵局。如果女士一动不动就表明同意和男士更进一步，如果把手拿开便打破了这一刻混乱而不稳定的和谐……年轻的女士把手留在了原处，但是她并未察觉。她没有察觉，因为在那一刻……她的身体与意识已经分离。^[18]

萨特将这个女人的表现归为“自我欺骗”的一种模式。^[19]“自我欺骗”这个概念的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组成这个思想的过程包含许多元素，比如男士的言行、女士的言行、环境等。由于这些元素的存在，这个概念的生成需要一定的时空。第二，这个思想本身带有自反的特征。如果要表现女士的自我欺骗，就不能止步于对女士的表现和自我认识，而是要把“欺骗”这一层意思表现出来。

如此复杂的概念要如何在影像中生成？凯伦·汉森（Karen Hanson）在论及这个片段时提出，我们要考虑这个女士的样貌穿着和她的同伴的仪态，两人会面的地点是在阳光午后的咖啡馆、半夜烟雾弥漫的酒吧还是傍晚的私人寓所。^[20]桌子的形状对于呈现“自我欺骗”或许无足轻重，但是某些细节是关键的。女主角的样貌可能是决定性因素之一，梅·韦斯特（Mae West）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样貌或许不适合这个故事，因为她们的气质不适合自我认识不清晰的角色。^[21]

如果在电影中呈现这个故事需要考虑这些细节，在这些细节的安排上的进退可能影响对于自我欺骗的意义生成，那么这些细节本身就参与着萨特文本中“自我欺骗”的意义构成。汉森认为影像需要考虑诸多不在文本之中的细节，才能更加完整地展现意义。萨特原始文本和呈现此文本意义的影像的不同，在于后者以语言文字不能企及的充分性描述了现象。汉森对影像充分描述现象的看法和卡罗尔“现象致辞”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对于复杂现象的语言描述往往展开得不够充分，影像能够对现象进行充分的描述。

汉森的观点蕴含了一个关于影像和语言关系的洞见：影像充分的现象描述力可以完成文本的意义。那些需要被考虑却没有出现在原始文本中的细节是意义生成的必要元素，意义仅仅潜在于原始文本中尚未得到挖掘，因此尚未存在。汉森所谓的“充分描述”在于影像的描述相比于萨特文本的描述是无限具体的。

这些不在文本之中的具体细节赋予并完成了文本的意义。如果换一个演员意义就得不到传达，那么这表明某个演员的否定性从一开始就潜在地存在于萨特文本的意义里，只是没有被萨特表达充分。如果某个实践层面的创作选择会掩盖一个思想或使之变得晦涩不明，我们可以用否定性的方式反溯原始的意义所包含的否定性条件，也就是那个自我欺骗的女士不能拥有怎样的样貌。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说那个故事发生的环境必须是什么样的，或者不能是什么样子的，至少不适合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萨特文本的意义可以被理解，这些东西或者它们的否定性都潜藏在了那个意义之中。影像通过对不同可能性的选择和回避，诠释并创造了无限具体的世界，无限丰富了原始意涵，从而完成了萨特文本中尚未成形的意义。(www.daowen.com)

影像无限意义对语言有限意义的超越似乎可以让影像意义的生成回避转述困境。如果语言文字的意义相比于影像是有限的，需要影像无限具体的现象描述才能完成自身的意义，那么转述困境中作为转述载体的语言文字在影像这里就不足以承担转述的任务，因为需要被转述的影像在意义上超越了转述的语言。影像不是被动地等待语言文字挖掘意义，而是主动地完成语言文字未能表达和触及的意义。萨特的文本并不构成对表现其意义的影像的转述，因为影像的意义超越了萨特文本的意义。影像的意义生成于影像超越文本的部分，即每个充分描述现象的细节之中。

然而，这种无限性相对于有限性的超越不足以解释影像意义的生成，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这是因为影像的无限性是语言的有限性的扩写工具。萨特的文本先提供了意义坐标，然后影像充分描述现象的能力才有了用武之地。虽然萨特的文本因为细节的不充分没有全面地转述表现其意义的影像，但是表现其意义的影像通过现象描述所补充的意义仍然是以萨特文本为核心的。在这里，实现语言文字的意义依然是影像的表意负担。

其次，未出现于文本而出现于影像的细节可能会在文本之外陷入新的转述困境。比如演员的选择虽然没有在萨特的文本里得到规定，但是在汉森的讨论中被着重强调，于是我们难以判断影像中“自我欺骗”的意义在演员选择这个细节上的成分是来自影像本身还是汉森的构建。

最后，一些文学经典作为艺术的巅峰通过语言文字已经实现了无限具体的意义。对文学经典的影像呈现需要跨越艺术形式的内容改编。在这个过程中，影像未必可以充分发挥描述现象的潜力。也许影像作品相对于文学经典在意义上是有限的，未能充分再现语言文字的内涵。即使影像和文字同样有着无限具体的意义，两种无限性也不一定在对照中存在影像对文字的超越。转述困境在意义无限性的层面上依然存在。

马歇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创作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和拉乌·鲁兹（Raúl Ruiz）根据原著执导的同名电影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无限具体的意义，但是影像的意义仍然源于文字。因此，意义的无限性不能恰当解决影像意义生成的转述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