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考察更为直接的意义生成机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在《作为艺术的电影》（Film as Art）中提到若干例子：杜邦（E.A.Dupont）拍摄的电影《杂耍班》（Variety，1925）开场时，穿着28号囚服的人的抽象性和匿名性是通过拍摄背影的镜头来体现的^[14]；俄罗斯电影里的虫眼视角把人当成山来拍摄，用以体现人的权威^[15]；爱森斯坦拍摄的电影《总路线》（The General Line，1929）中俄国农妇和富农身形的悬殊对比表达了“强权压制无助者”的思想^[16]。

这种概念暗示有时以更为隐晦的方式呈现。影像可能通过画面对某种思想和概念进行隐喻。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2000）中，李慕白和俞秀莲的问道以“凝止的开场”隐喻了道的“无限性”，竹林夺剑的片段以简易克制的镜头调度隐喻了“虚空”的宇宙观。^[17]然而，通过影像暗示概念的方法会带来影像语言的符号化和程式化。一种暗示一旦得到挖掘并且在影像创作的惯例中得到确立，它就作为特定意义的表达符号被固化，例如表情符号（Emoji）中的笑脸象征高兴。然而，当一个符号被反复使用，人们的熟悉度就越来越高，它的意义生成便陷入重复。由于艺术创作的价值源自在熟悉的东西里发现新奇的层面，有意识被重复使用的艺术符号或许可以表达意义，但是它作为表意符号的功能越程式化，作为影像生成意义的艺术创造特征就越不明显。因此，概念暗示的路径把影像意义生成的问题还原为符号意义象征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影像的艺术性和思想的复杂性。关于影像如何生成复杂的概念，我们还需要探索深层的机制。(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