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8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期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scal Investigation）的出版激活了“分析美学”这一领域以来，美学及艺术哲学话语开始以“行动”与具体作品及其呈现方式发生缔合。在这一“缔合”中，艺术哲学与艺术创作的物质性手段互渗，试图从“第二阶”（second order）的量化层面（构成艺术生产与接受的诸要素）析取出分析哲学所指向的“第一阶”科学性（对于艺术的规范性解释）。^[1]其中，维特根斯坦对于视觉的分析是被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是，虽然《哲学研究》中这一方向上的标志性命题“面向观看”（aspect-seeing，或aspect perception）及其具体例证“鸭兔图”在各种讨论中已为滥觞，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视觉问题的这种“提喻”或者“片段”式理解也容易错失一条隐秘的整体线索，而这条线索恰恰关涉着分析性视野下电影本体论的关键问题。

上述“片段式”分析的根源在于“传统维特根斯坦学派”对维氏思想不同时期的切割式理解。除了对维特根斯坦前后期两部著作的切割，这种切割也体现在《哲学研究》内部。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皮特·哈克（Peter Hacker）和冯·赖特（G.H.von Wright）都认为，《哲学研究》第二部分关于视觉问题的内容是一个独立的隶属于“心理学哲学”的新研究方向。以此为基调，达尼埃尔·莫亚尔-莎洛克（Danièle Moyal-Sharrock）在2004年编纂出版的文集中提出，《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与之后编纂出版的《论确定性》（On Certainty）以及《论颜色》（Remarks on Color）等散论构成了所谓“第三维特根斯坦”（the third Wittgenstein）。莫亚尔-莎洛克认为“第三维特根斯坦”最终弥合了逻辑与行动之间的沟壑，“身心问题”的绝大部分内容被“去问题化”，并统一于最终的目的，即“对怀疑主义的去神秘化”^[2]。因此，虽然“第三维特根斯坦”看似来源于传统学派对维氏思想的断裂式解读，但实际上却触碰了传统学派的重要禁忌。正如圭多·弗隆吉亚（Guido Frongia）和布莱恩·麦吉尼斯（Brian McGuinness）所说，“第三维特根斯坦”的出现显示了维氏在晚期对“治疗”——这是传统研究者一直以来所允许的讨论维氏思想的范畴——兴趣上的减弱，而转向一种系统性的哲学旨趣。^[3]

正如《第三维特根斯坦》首篇选文“维特根斯坦的基础隐喻”所示，作者阿弗拉姆·斯图尔（Avrum Stroll）明确提出不仅是要将维特根斯坦确立为一位“基础主义者”（foundationalism），而且要凸显他在讨论基础问题中所运用的隐喻性语言。这种隐喻性语言在维特根斯坦提出“如果你怀疑一切，则你什么都不能怀疑”^[4]的《论确定性》中达到了之前著作中前所未有的峰值。如果这一转变确如莫亚尔-莎洛克所说是以“面相观看”为起源的，那么维特根斯坦对于视觉问题的讨论就隐含着这种隐喻基础，而不能仅仅被作为反形而上学“治疗”的一个例证而已。这就引出了“第三维特根斯坦”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以“面相观看”为先导的维氏晚期思想已然超出以“语法规则”全面替代形而上学的“治疗”范畴，转而对系统性的哲学方法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www.daowen.com)

正如莫亚尔-莎洛克总结的，“第三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发现是：“有所依凭的偶然事实（contingent facts），比如世界存在或者我们就坐在这里也可以被归于语法。”^[5]这正描绘了视觉媒介的行动域：视觉事实的发生并非随机性的意外偶然（accidental），而是“有所依凭”（contingent）的偶然，它的发生虽无法被还原为因果式的必然，却仍是一种归谬式的必然：世界存在于偶然的观看之中，并同时意味着观看者“此在”于被观看的世界。这一归谬传统上被视为怀疑主义的终点，并导致“视觉”尤其是电影这样的视觉“装置化”媒介被置于“幻觉”与“真实”的辩证表述之中，这形成了电影理论中的基础问题，即“影像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第三维特根斯坦”中，这一归谬则被作为新哲学系统的隐喻基础，这就产生了对“视觉隐喻”进行“地形学”勘测的需要，亦即一种“视觉控制论”的系统表述。正如史丹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所说，如果说怀疑主义的“视觉隐喻”基础在于“世界之外的整全视角”所导致的“一种存在之飘忽不定和任意妄为，事物之所以成为其所是的事实完全是偶然的”^[6]。与之相反，“有所依凭的偶然事实”则被缔合进“视觉隐喻”系统之中的主体所承担。这一“世界存在或者我们就坐在这里”的“视觉隐喻”语法几乎可以说被电影这一媒介系统具身化了。我们在银幕前，在影院里，同时也在“视觉隐喻”的系统之中。

但是，在莫亚尔-莎洛克基于一种分割式的理解提出“第三维特根斯坦”时也错失了它的一个重要用法，即以此为契机重新组织关于“视觉”与“语言”之间隐喻性关联的历史性叙事。维特根斯坦的视觉转向实际上对其之前表述中含糊不清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又往往被视为其后期思想中不容置喙的基础）进行了澄清，同时也使这些表述被激活为路标，指向诸如塞因特·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未被组织的“视觉隐喻”问题史，同时也与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等时代的电影理论形成了互证。本文将以此视角对传统理解中形成的一般性误识做出一定的修正，并重构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另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