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采取不同的研究取向分析电影中所隐含的图像表征，并形成了不同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向。19世纪末以来的早期电影时期，电影作为人类学者的田野记录而存在，此时期围绕摄影机如何客观记录小型社会。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代电影时期，人类学者从电影中去研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当代时期随着电影业的蓬勃发展，电影业、国家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方式成为学者的焦点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学电影研究出现多样取向，这些多样化的研究取向从不同方面影响电影发展的轨迹，不仅从电影拍摄技术与手法方面产生影响，对于电影美学等也发生影响。后现代时期电影研究取向更加丰富，近年来欧美地区出现了民族志取向、感知心理学取向、文化与人格取向、符号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

民族志取向人类学者主张将电影作为民族志的形式。英国人类学者阿恩德·施奈德（Arnd Schneider）将影像作为一类当代实验民族志，美国艺术家莎伦·洛克哈特（Sharon Lockhart）采用主位拍摄法与社区人员合作，通过实验电影与摄影反映社会问题。莎拉·埃尔德（Sarah Elder）与莱奥纳德·卡莫灵（Leonard Kamerling）采取分享人类学手法，拍摄阿拉斯加爱斯基摩电影民族志。1966—1971年美国学者索尔·沃斯与约翰·阿代尔的“纳瓦霍人电影计划”系列影片，1967年加拿大“印第安电影摄制组”，均属于电影民族志。持此类取向的人类学者，他们强调拍摄的主位本土人视角，并主张采取地方性知识的主位视角，以抵抗他者对于图像的政治。

感知人类学取向学者将电影视作集体无意识的表征展开电影批评。他们认为感官体验获得源自地方性知识，他们强调通过视觉与听觉来理解具身体验。人类学者詹妮弗·德格（Jennifer Deger）以电影人班甘纳·沃农摩尔（Bangana Wunungmurra）的作品为例，诠释如何通过澳大利亚北部雍古族的地方性知识来理解影像的象征意义。人类学者克里斯托弗·赖特（Christopher Wright）提倡关注感知与审美关系，安娜·格里姆肖（Anna Grimshaw）与保尔·斯托勒也为感知人类学的提倡者。人类学者保尔·斯托勒（Paul Stoller）认为记忆可唤起非-泛非主义的受众对于欧洲-西非之间交往的记忆。

文化与人格取向的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群体的文化与人格反映。电影呈现了民族深层的文化特征，电影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符号行为。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从国民性及文化心理展开日本与德国的国家性研究，玛莎·沃尔芬斯泰因（Martha Wolfenstein）与南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采用弗洛伊德与荣格心理学分析文化群体的心理，约翰·魏克兰（John Weakland）采取心理学取向观察中国文化结构，人类学家伊丽莎白·特拉布（Elizabeth Trabbe）研究通过20世纪80年代好莱坞电影研究美国文化中阶层、性别与代际冲突。(www.daowen.com)

符号学取向人类学者将电影作为文化符号，电影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与文化的视觉符号。人类学将电影作为符号研究文化与社会，影像再现了符号的意义。影像作为一套视觉习惯代码，影像制作是视觉的符号编码过程。电影制作即赋予图像意义的过程，拍摄过程中即是镶嵌社会的象征隐喻的过程。而人类学对于电影的解读，则是通过影像中的编码解码社会结构及文化。

新艺术史取向的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历史的记忆。通过电影文本研究社会性别、族裔、身份，以及社会的大众媒介、生活风格与消费选择议题。人类学者萨莉·普莱斯（Sally Price）电影研究视觉政治问题，不能以他者的凝视与艺术的进化观来看待小型社会。人类学者马莎·沃尔芬斯泰因（Martha Wolfenstein）以德法浪漫主义哲学流派的观念分析时代风格，人类学者伊丽莎白·伯德（Elizabeth Bird）以超市广告作为对象，从微观史的新艺术史观去分析社会与历史，同时分析电影类型、精神分析及意识形态批评。地方与身份之间也具有亲密的关联。劳拉·史密斯（Laura Smith）在《第三文本》^[31]之中，论证了摄影与美洲原居民女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南希·米特罗（Nancy Mithlo）在文集《论当代美洲印第安电影与艺术》^[32]之中，论述了原居民视觉文化中关于社会的表达。南希从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角度分析，通过观看原居民电影，论证当代美洲印第安艺术中地方与认同之间的深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