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诺夫斯基根植于传统艺术史对电影的研究，使其理论在今天具有局限性。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其电影理论的提出为学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关于电影研究的这篇论文，影响了流亡美国的德裔电影研究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二者有密切的书信往来。克拉考尔在1942年写作《宣传和纳粹战争片》（Propaganda and the Nazi War Film）时，与潘诺夫斯基多次交流，潘诺夫斯基在回信中表明了他对纪录片的基本态度：根本没有真正的纪录片，我们所谓的纪录片也是宣传片。^[45]潘诺夫斯基电影论文中对观众的研究，可认为是早期电影社会学的试验，在其影响下，克拉考尔的《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From Caligari to Hilter：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是一部见解独到的电影社会学著作。这本书在构思上也受潘诺夫斯基的影响，1941年10月克拉考尔在给潘诺夫斯基的书信中明确写道：“我十分欣赏您的《电影中的风格和媒介》，很高兴我对电影的想法最终以一本书的形式，与您的文章走向一致的发展方向。”^[46]克拉考尔还把该书的书稿寄给潘诺夫斯基，这本书也是潘诺夫斯基推荐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而得以出版。

该书的宗旨是通过分析1918年到1933年德国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揭示影片反映的德国民众的社会心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电影具有深层意义：“与其说电影反映显见的信条，不如说它反映的是心理习性（psychological dispositions）——那些多少会向意识维度延伸的处于集体心理深层次的东西。”^[47]这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具有同样的目的，图像学旨在揭示“作品暴露但不炫耀的”内容意义。“内容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阶级、一种宗教或哲学信念的基本态度——所有这些都无意识地由一种特性来证明，并且凝结成一件作品。”^[48]图像学解释的关键是电影的母题，受潘诺夫斯基“电影图像学”对电影母题研究的影响，克拉考尔认为：“这部德国银幕的历史就是遍布在各级别影片中的母题史。”^[49]潘诺夫斯基将电影与教堂建筑对比，认为电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从社会史考察了电影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克拉考尔在论证电影比其他艺术媒介更能直接反映国家心理状态的两点原因，分别是“电影绝非个人作品”和“电影面向无名大众并要投合后者的心意”，这也是对潘诺夫斯基电影理论的发展和深化。^[50]他比潘诺夫斯基的“电影图像学”更进一步地提出观者接受的重要性，认为电影受欢迎的关键在于母题。因此，莱奥纳多·夸雷斯玛（Leonardo Quaresima）在该书2004年英文版导读中认为：“克拉考尔不仅把握了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独特方面，还发现了——明确而含蓄地——它与自己的作品和方法的相似和趋同。《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是这一趋同最超前且最具证明力的成果。”^[51]

潘诺夫斯基认为电影是对宇宙进行了物质化的诠释，影响了克拉考尔“电影是物质现实的还原”这一观点。克拉考尔在1960年所写的《电影的本性》一书中多次引用潘诺夫斯基的观点。克拉考尔认为电影的本性具有照相性质，同潘诺夫斯基的“电影图像学”一样关心电影媒介的物质性：“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52]潘诺夫斯基认为电影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克拉考尔也认为电影是从基础到上层的发展，他认为“电影的精神是唯物主义的；它是从‘下’而‘上’的。它的这种天生的活动方向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重视也不会过分”^[53]。克拉考尔将电影与摄影进行对比时，也将这两种媒介与戏剧进行了对比，他甚至将戏剧视为电影的劲敌。在对电影的具体分析上，他也像潘诺夫斯基那样比较了戏剧和电影的观众。受电影图像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克拉考尔同样是以视觉优先的理论来处理电影问题。潘诺夫斯基将艺术史家与侦探类比，同样克拉考尔也将电影艺术家比喻为一个好奇的探险者。同“电影图像学”的解释性一样，他对电影照相本性的探讨是以解释为基础，他认为“以直观为基础的对现象的描述是很难触及问题的症结的”^[54]。克拉考尔认为电影具有揭示的功能，“揭示在正常条件下看不见的东西、触目惊心的现象和外在世界的某些可以称之为‘现实的特殊形式’的方面”^[55]。潘诺夫斯基的“电影图像学”同样强调这种揭示功能的主题：仅从纯粹现实的层面来说，电影也拥有无穷无尽的主题宝库，这一宝库中的主题是“合理的”舞台艺术所无法表现的，正如雕塑家无法塑造烟雾和暴风雪一样。这些主题包括各种猛烈的自然力现象，或者相反，在正常条件下肉眼无法看到的微观事件。^[56](www.daowen.com)

克拉考尔也类似潘诺夫斯基对比了电影与传统艺术形成的不同。他认为要基于电影自身的媒介特性将其视为艺术，因此他认为，如果电影确是一门艺术的话，我们也肯定不应当把它跟其他各门已有定论的艺术混为一谈。^[57]但克拉考尔并非完全照搬潘诺夫斯基的电影理论，与潘诺夫斯基认为电影是一种艺术不同，他基于电影的媒介特性认为不能从传统艺术的意义上理解电影。因此，有学者这样评价潘诺夫斯基的电影理论：“潘诺夫斯基的理论或许可以视为一种过渡性理论，它既反映了所谓造型传统的某些主要论点，又预示了正在诞生中的写实主义立场的某些主要论点。”^[58]值得注意的是，潘诺夫斯基不仅关注到写实电影，他还关注动画时空的独特性和拟人的电影修辞手法。潘诺夫斯基的“电影图像学”理论，不仅直接影响了克拉考尔的电影研究，他对电影物质和意义的关注，也启发了后来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的“电影符号学”。麦茨“针对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理论表述，提出了电影是‘想象的能指’（imaginary signifier）的理论表述”^[59]。符号学和图像学都关注对意义的解释，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本身就有丰富的符号学基础。^[60]他的“电影图像学”是基于影像符号约定性的含义，解释电影影像的意义；“电影符号学”也是将电影作为约定性的影像符号，揭示影像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