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的“活动电影放映机”标志着电影的诞生，但直到1911年乔托·卡努杜发表的《第七艺术宣言》和《第七艺术的美学》，电影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一门艺术，它是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歌和舞蹈这六种艺术的综合。潘诺夫斯基在《电影中的风格和媒介》中，认为电影不仅是“艺术”，而且是唯一生机勃发的视觉艺术。同时，他还致力于电影文献资料的保存，并长期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资料馆的顾问。潘诺夫斯基对电影的研究立足社会学的视野，分析了新兴社会的技术和商业环境发展对电影艺术的催生作用，新的技术媒介如何将电影从“民间艺术”转变为“第七艺术”。在技术上，潘诺夫斯基考察了从电影产生的技术环境，以及默片和有声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因素。电影是新技术催生出的新艺术，最初的“活动电影放映机”到默片，再到有声电影，电影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他也意识到技术进步的同时，给演员表演风格的冲击。默片时代演员表演需要夸张的表演风格，而有声电影的出现使演员需要调整自己的表演风格，台词的长短都需考虑具体情境。因此，他中肯地认为：“新的技术发明势必会削弱已经取得的价值，对像电影这样一种依赖技术革新而生存的媒介来说，尤其如此。”^[5]这种见解仍然适用于技术快速更迭的今天。他认为早期电影只是对物体运动的简单记录称不上艺术，并且早期的叙事电影从制作者、参与者到观赏者多为业余人员，并非艺术爱好者，这种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的过程，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看，早期叙事电影也都称不上艺术。在电影成为真正艺术的过程中，电影借鉴了传统艺术形式中“静态的图画”，并在其基础上添加动作成为“运动的画面”。

在最早的电影中被添加了动作的那些静态作品确实是图画：19世纪时拙劣的绘画和明信片（或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再补充以连环画——电影艺术最重要的一个根源，以及从流行歌曲、低俗杂志和廉价小说中提炼的主题。^[6]

他认为电影主要借鉴了传统艺术的叙事，即静态图画中的题材（subject matter）^[7]。题材是叙事的基础，同样也是图像学研究的核心，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中，前图像志描述和图像志分析阶段的解释对象，分别是“原初或自然题材”和“间接或约定性题材”，只有在把握题材的基础上才能解释图像意义。与题材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是母题（motif）和主题（themes），潘诺夫斯基认为母题和主题是构成图像的基本单位。在前图像志阶段认识原初或自然题材时：“被认出的纯形式世界是原初或自然意义的载体，纯形式的世界可以被称为艺术母题（artistic motif）的世界。”^[8]在图像志描述阶段认识间接或约定性题材时：“我们将艺术母题及其各种组合（构图）与主题（themes）或概念联系起来。作为间接或约定性意义的载体如此被认出的母题可以被称作图像（images）。”^[9]与图像学中题材具有固定的意义一样，电影中特定题材也会反复出现。不只是图像学和电影关注题材，文学和文学理论中也注重对题材、主题的研究，并且有一个专门的学科“主题学”（thematology）。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主题学的产生与19世纪德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密不可分，这影响了人文主义研究。^[10]潘诺夫斯基肯定了民间艺术对早期电影的推动作用，图像学研究的重要来源是关于神话传说的文献资料，这也得益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叙事学研究对民间故事的关注。1928年，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斯·汤普逊（Stith Thompson）出版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关注民间故事的情节形式；同年，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发表了《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进行形态分析，提取出民间叙事的共性，这不仅推动了叙事研究的发展，也使学界关注民间题材的分类。正如伊丽莎白·弗兰采尔（Elizabeth Frenzel）对狭义题材的定义：

在文学作品之前存在的勾勒清晰的故事线索（寓言），可以以文学的方式加以处理的“情节”。这种情节可以是内在经验或外在经验，可以是一个有关当代事件的报道，可以是一个历史行动、神秘行动、宗教行动，也可以是别的作家创作成形的作品，甚至是想象的产物。^[11]

题材是叙事的线索和情节，因此民间题材为电影叙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传统媒介的图像、文学中静态的题材，在电影中都变为运动的图像，为静态的图像赋予了新的生命。潘诺夫斯基认为在早期电影向“真正艺术”过渡的过程中，“要想使电影的演进步入合理的正轨，就不能抛弃早期电影中民间艺术的特质，而要在电影自身可能性的范围内谋求发展”^[12]。迪士尼动画可以证明民间元素的创造性和价值：“它们保留了最重要的民间元素——虐待、色情、由虐待和色情所催生的幽默以及道德正义。迪士尼动画片几乎没有稀释淡化这些民间元素，而是常常将它们融合成一个主题。”^[13]因此，他认为与传统戏剧表演不同，电影要充分发挥自身作为新媒介的特性。(www.daowen.com)

潘诺夫斯基认为早期电影借鉴的图画题材，多是迎合观众的明信片、流行歌曲、低俗杂志等具有商业性质的作品。商业艺术的目的是讨好消费者，“商业艺术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庸俗或势利（庸俗和势利原本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到令人生厌的东西”^[14]。无论庸俗（vulgar）还是势利（snobbish）都可归于“媚俗”（Kitsch），正如格林伯格认为：“媚俗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后者造成了欧美大众的都市化并建立了所谓的读写能力普及教育。”^[15]电影和媚俗都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消费社会的温床造成了媚俗的激增。潘诺夫斯基虽为传统的艺术史家，但他肯定了电影这种媚俗商业的价值，因为迎合消费者的趣味赋予了电影更多活力。他认为民间艺术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同时也满足了观者的多种需要，但他认为电影是从媚俗脱胎而成为真正的艺术，离不开电影的独特媒介特质。他对电影的社会学考察，不仅基于电影产生的社会环境，还反思了电影对消费社会的反作用：

电影重建了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之间充满活力的关系。这种联系在艺术创作的其他许多领域，即便没有完全中断，也被大大削弱……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地球认可的见解、品味、语言、服装、行为乃至外貌都更多地受到电影，而非其他单一力量的塑造。^[16]

今天电影仍在塑造人们的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电影超越了其他传统艺术门类。通过潘诺夫斯基对早期电影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学考察，可以发现电影是一个自下而上发展出的艺术门类。这与人们通常对通俗文化和艺术的认识不同：“电影从一开始就是名副其实的通俗艺术的产物（然而，依照惯例，通俗艺术是从所谓的‘高雅艺术’中派生出来的）。”^[17]早期电影不是单纯从民间通俗文化中借鉴静态的图像，而是借鉴了其中的题材，这使电影叙事以及“电影图像学”成为可能。今天电影已是大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潘诺夫斯基也有所预见：在现代生活中，大多数其他艺术形式都是人们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而电影则不然，它不是一种点缀，是一种必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