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进行后现代批评、拉康式的马克思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杂糅式的辩证风格……这些重叠之处使得詹姆逊和齐泽克常常被放置在一起进行对比论述。但重复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重复之中同样包含着差异。比如“分期”则更多是詹姆逊的理论核心。尽管詹姆逊对这种做法有所保留,但对他来说,分期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15]作为“现存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家”[16],詹姆逊以电影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身份闻名,其作品大多与文学有关,其中有一部分则是关于电影的散文集,如《电影的魔幻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电影与空间》《可见的签名》等。在其有关电影的论述中,詹姆逊为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贡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分期。这个概念对描述历史进程中的大规模艺术运动提供了一个极为恰当的方法。
划分周期的方法多种多样,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物质历史和生产方式的内部(或之间)的转变为基础进行历史分期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电影分期将宏观的经济变化视为电影风格变化或新电影流派和思潮出现的背景环境。而这些变化随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7]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电影的分期模式是提出有关电影形式、内容和意识形态等相关问题的契机,并不是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与诗歌等艺术形式不同,电影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电影的历史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几乎完全一致。(搏击俱乐部)[18]那这是否意味着电影是受资本主义制约的艺术形式?抑或是这是否意味着电影具有调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力?这些都是电影的分期模式所带来的各类问题。
詹姆逊对于电影的解读方法大致分为两个步骤,而两个步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二元的,而是辩证的:首先,找出电影及其运作中存在的内在矛盾;然后,回归分期,将电影定位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的电影批评从来都是症候性的和内在的,他致力于发现电影形式和叙事上固有的矛盾,而不是先入为主地用一个固定的理论去僵硬地解读电影。他总是将电影上下文中存在的细节和矛盾回溯性地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历史之中,从而对各种以复杂经济背景为基础的电影进行深入解读,这与新历史主义对于电影的局部解读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詹姆逊在评价电影《大白鲨》(Jaws,1975)时,首先讲述了在当代讨论中鲨鱼是如何被视为各种象征意义的化身的,比如美帝国主义和性欲望。詹姆逊认为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都被影片通过鲨鱼和自然和生物实体的联系而得到了遏制。在这里,詹姆逊不仅直接反驳了美国好莱坞电影,而且还反驳了1970年流行的文化批评理论,该理论认为我们在作品中发现的意义越多,作品就越激进。詹姆逊表示,正是这种意义的多样性确保了各种触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层解释被掩盖和扼制,进而遏制了观众对于新消费主义社会的焦虑。在这样的辩证性思维之下,詹姆逊将电影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895年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突变,包括一战、二战中对全球经济生产的影响;二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互联网的发展与繁荣;三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至今,数字视频兴起。与此相对应的,是詹姆逊基于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期[19]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分期,依次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詹姆逊将曼德尔的历史分期改为符号史,似乎是将经济问题转化为了符号或语言问题。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第三阶段文化生产的特殊逻辑理论化的尝试,而不是另一脱离现实的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批评或精神诊断”[20]。詹姆逊对于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侧重,使得他更多将笔墨花在了电影分期的第二和第三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于电影媒介及电影中的媒介的关注上,即我们后面要说的詹姆逊的“技术寓言观”。(www.daowen.com)
与詹姆逊明确的分期模式不同,齐泽克则倾向于拒绝带有谱系学味道的分析。他认为与辩证法的回溯思路相反,这种模式中隐藏了一种进化决定论。但实际上,詹姆逊并没有试图构建一个总体性的体系,而是试图理解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不同阶段的各种文化和美学形式。[21]在方法论上,詹姆逊强调的是任何遵循其规律的理论都是症候性的和同时起作用的。这是对辩证法思维的运用,即寻找电影的内在矛盾,然后将其定位到历史背景和情境当中,并不是沿着教科书中的时间线进行。
同时,詹姆逊和齐泽克的理论背景中都有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印迹。而当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分别谈到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真实性时,它们在一个“永恒”的分析时代中运作。(可怕的引语表明,对所有人类历史来说都是正确的东西,但对人类未来来说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永恒”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历史范畴。)但同时,两个理论也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分析时间,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漫长历史。中世纪等前现代时代也同样可以对应到相应的理论。例如,齐泽克对笛卡尔主体性的辩护适用于跨度长达500年的现代性时代。同时,他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一书的开头,使用了一个词——“此时”。这个“此时”恰恰是福山主义者宣布“历史终结”的时刻,自由民主取得明显胜利的时刻,也是自由民主真正代表着什么的时刻。[22]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齐泽克理论中所隐含的特定历史化或分期性线索,虽然这个线索没有詹姆逊的分期模式那么明显。如齐泽克曾说自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原因就是无论他总体的理论思路,还是微观的电影分析,都是在黑格尔“正反合”辩证法的指导下进行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一种最基本的现代性理论,一种打破传统与现代的理论。而在对著名好莱坞导演希区柯克电影的分析中,齐泽克曾借用了詹姆逊的分期方式,区分出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风格类型:“现实主义对应于经典好莱坞电影,现代主义对应于作者导演时代的作者电影,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范本则是广受欢迎的大众文化产品。”[23]同时,他提到,“现代主义阐释的乐趣在于最终识别出并‘净化’对象那令人不安的神秘,而后现代主义阐释的目标则在于使最初平淡无奇的事物陌生化”[24]。基于这样的认识,齐泽克认为希区柯克的电影中同时包含了经典、现代和后现代三重风格。“希区柯克电影不仅跨越了经典电影与现代电影,还成为后现代电影的先驱。”无论是詹姆逊明确的分期模式,还是齐泽克抽象的分期思维,都已经证明了“分期”是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体系的关键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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