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诞生。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运动达到顶峰，世界左翼运动遭受巨大挫折，左翼慢慢溃退到政治边缘。^[3]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基于古典资产阶级自由经济理论遗产的理论思想、意识形态体系和政治主张，维护自由竞争，调解社会矛盾。它的出现同时催生了多元民主文化，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如女权主义、环境保护主义、人权主义等。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电影理论也从宏大理论转为偏重局部分析。这种转向使得当代电影理论，如后理论和新历史主义等，变得更加科学化、经验化和事实化，变得更像方法论而不是理论。^[4]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电影研究多数是在新历史主义的范畴内进行的。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代表人物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凯瑟琳·加拉赫（Catherine Gallagher）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由于同样是将文化和艺术分析与社会背景相结合，新历史主义常常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但其实新历史主义更多的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产生的，两者的很多主张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如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定为现代社会关系的结构趋势，而新历史主义则使用了更为分散的“权力”概念；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存在的矛盾，新历史主义则认为权力体系并不容易受到自身矛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优先考虑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而新历史主义者则致力于发现颠覆和遏制战略；马克思主义综合考虑特殊与一般，新历史主义优先考虑特殊……两者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是辩证法，而新历史主义则关注复杂性。这一区别非常容易为电影理论史所忽视。马克思辩证法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吸取了合理的内核，“最终形成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辩证法’‘自然向人生成’的目的论和世界观以及‘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5]。辩证法关注矛盾而非复杂性，关注矛盾的共同原因而非其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有效整合形式主义分析和语境主义分析，从而可以将看似简单的资本主义还原到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生产语境的重视，也使人们能够在辩证法的指导下，将艺术与社会背景、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等联系起来。而侧重复杂性的新历史主义将电影与电视节目等其他文化形式混为一谈。这样一来，电影就仅仅是诸多媒介之一，并没有展现出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作为载体进行社会分析和革命斗争所具有的独一无二性。同时，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宏大理论试图成为终极参照系，是假装对历史和社会有明确总体描述的“宏大叙事”。于是他们转而关注更“谦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注局部和细节。但新历史主义者对电影的解读局限于对特定电影的分析，忽视了对电影的理论化。同时，芜杂的方法论对具体实践也没有太大的指导性，反而会使得电影实践缺乏系统性。最严重的是，新历史主义缺乏一个明确致力于建构的基础，这就使得其论述易狭隘和混乱。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以实践为导向，以形式分析为基础，以历史分期、形式分析、意识形态批判、空间转向、回归无意识和辩证法作为方法论为关键词进行理论辨析，将电影媒介、生产方式、社会关系、阶级状况等联系到一起，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为电影理论、电影制作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新合作打开了大门。(www.daowen.com)

电影和电影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呼唤，很大一部分还是对辩证法的呼唤。许多当代文化和社会理论家，如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等，都否认辩证法对批判理论和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性，但詹姆逊和齐泽克都将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置于各自理论的核心。虽然两人在对辩证法的具体观点和运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詹姆逊更偏向历史唯物主义，齐泽克则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等，但我们可以把詹姆逊和齐泽克理论当成互相交织的两个方面放在辩证法的思维下进行审视，互相补充。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体系而言，辩证法依旧是核心方法论。并且，为了完善这一体系，对詹姆逊和齐泽克理论重合和差异之处的梳理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