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是一所私立综合性大学，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San Francisco）与圣何塞（San Jose）之间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与东海岸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常春藤大学相比，斯坦福大学是一位后起之秀，但这丝毫无损于其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根据其发展轨迹，可以把它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创办之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为斯坦福大学的起步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今，是斯坦福大学的腾飞阶段。

1.起步阶段

斯坦福大学的全称是“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小利兰·斯坦福是美国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的独生子，相传小利兰·斯坦福1885年旅欧时不幸染病夭折，利兰·斯坦福夫妇在悲恸之余，为纪念没能上大学的小斯坦福，决定倾其所有创建一所大学。他们将8180英亩的农场土地全部捐赠给大学，并请著名建筑设计师制订校园建筑规划。1887年5月14日是小利兰·斯坦福18岁生日，当天斯坦福大学举行了奠基仪式。经过五年的规划和建设，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并在当天正式开课。由于当时美国西部的经济社会尚处于欠发达状态，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还很落后，所以，当时纽约的报纸预言，没人会到地处西部蛮荒之地的斯坦福大学求学，“教授们将在大理石教室里，面对空板凳讲课”。^[1]然而，开学当天，校园内车水马龙，熙熙攘攘，559名男女学生注册报到，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加州以外。对一所刚刚创办的西部大学而言，首届招生就能达到如此规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创办之初的斯坦福大学有很多地方与众不同。首先，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布局与建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斯坦福大学校园广阔，红瓦黄墙的农庄式建筑散布在大片树林和山地之中，少有东部大学中常见的尖顶教堂式建筑，徜徉其间就会油然而生清新自由之感。首任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1891—1913年在任）曾这样描述斯坦福大学的建筑特色：“黄色的砂岩拱门和回廊，蔚蓝天空下的红色屋顶，构成难以忘怀的图画，这本身就是斯坦福教育的一部分。”^[2]其次，斯坦福大学的办学宗旨也迥异于东部院校。捐资办学之初，利兰·斯坦福就决定创建一所非传统的新型大学，在1885年11月的一份口述文件中，他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后来这份文件被视作斯坦福大学的“宪章”。^[3]在这份文件中，他强调高等教育的原则是使学生受到人道和文明的熏陶，明晓法律约束下自由的可贵，懂得热爱和尊重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权、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从而推进公众福祉。当时美国东部院校大多只招男生，而这里则男女合校；许多院校都与宗教团体相关，而这里没有教派干预办学；很多院校都在教导学生跟随前人的脚步，而这里则极力倡导实用，培养有文化、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在西部浓厚的实用主义气息和自由开放风气的熏陶下，斯坦福大学迅速找到了西部冒险精神与教育事业的结合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风格。

然而，斯坦福大学的成长之路并不平坦，办学之初就屡经磨难。1893年，斯坦福病逝，他的铁路公司受到政府起诉，所有财产被冻结。斯坦福大学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境地。很多人劝说斯坦福夫人停办大学，在经过两周极度矛盾的考虑之后，斯坦福夫人毅然决定将大学继续办下去。师生员工为此备受鼓舞，他们和斯坦福夫人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直到1898年政府败诉。“度日如年的六年终于结束”，乔丹校长后来回忆说，“学校前途一度朝不保夕，系千钧于一发，这‘一发’就是一个好心女人的厚爱”^[4]。斯坦福夫妇捐资兴学，把大学看作他们的孩子，对大学倾注了很多感情，但也经常干预大学事务，以致大学董事会形同虚设。此次财政危机之后，斯坦福夫人和乔丹校长在大学发展策略上出现分歧，斯坦福夫人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校园建好，以此缅怀其丈夫和独子，而踌躇满志的乔丹校长则想优先发展学术项目。他曾公开表示：“我对于首先建房的计划充满同情……但是关注大学的薄弱环节是我的责任。我知道，我们较年长的学生也知道，教授们正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5]直到1903年纪念教堂竣工，斯坦福夫人才同意大量投资于学术项目，她说：“现在让我们不要害怕走出旧思想和方法，大胆去想我们未来工作的新路径。”^[6]优先完成建筑项目的决策，让斯坦福大学错失了一些发展良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斯坦福大学的前进步伐。同期创办的芝加哥大学，虽然也是由个人捐资创办，但捐资者不干涉大学事务。在董事会和校长的正确领导下，20世纪初期的芝加哥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全美知名大学。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者认为，芝加哥大学的成功代表着美国大学时代的来临。^[7]

尽管斯坦福大学错过了世纪之交的战略发展机遇，但乔丹校长做出的重要贡献，为斯坦福大学的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乔丹在赴任之前为印第安纳大学校长，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且对教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斯坦福大学的设想是：“我们这些在大学兴办第一年来到的教师和学生将为建设这所学校奠定基础，而这所学校将可能和人类文明共存……它不把任何传统奉为神明，不会为任何传统所累，它的所有路标都指向前方。”^[8]乔丹将师资建设摆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虽然受客观环境限制，很难引进顶尖学者，但他总是尽可能地延聘一流教师。在开学前的半年筹备期里，他招聘了15名优秀教师，次年又引进教师30多人。斯坦福大学第二任校长、著名的地质学家布兰纳（John Casper Branner， 1913—1915年在任）就是乔丹选聘的第一位教授，当时布兰纳已是阿肯色州地测局局长，他被乔丹再三礼聘的诚意所打动，辞去原职接受聘任。对当时的斯坦福大学而言，要聘请功成名就的学者来校任教可不是一件易事，因此，乔丹把目光投向了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学者。事实证明，乔丹聘请的这些青年才俊，后来大多成长为各自学科专业领域的优秀人才。这为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而且注重选聘优秀师资的传统得以形成并一直延续下来。布兰纳校长就曾抗议过董事会要求精简教授、节约开支的决议，他在给董事会的信函中说：“如果要把学者们赶走，代之以廉价的教书匠，你们不要指望我去干。”^[9]

早期的斯坦福大学面临优秀师资匮乏的不利条件，但这也使它在学科发展上少了很多传统束缚。建校之初，斯坦福大学以系为基本学术组织单位，在人文社科、理工等主要领域设置有相互分割的21个系，每位新生进校都选择一个系作为自己的专业。1916年，威尔伯（Ray Lyman Wilbur）1916—1943年出任第三任校长，他意识到这种学术建制的局限，指出：“旧的系组织已成为水泼不进的封闭机构，因此，我们必须打破一些障碍，让空气更自由流动，获得更广阔的视野，给思想和信息交流以更多的机会。”^[10]在其任期内，威尔伯大力推行并系建院，分别组建了社科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积极促进学科交流与融合。作为一所新建院校，斯坦福大学没有什么历史传统，在打破院系壁垒、促进学科融合方面极具优势，这也是斯坦福大学教育的一大特色。

20世纪30年代是斯坦福大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段艰难时光。20年代美国经济社会全面繁荣，斯坦福大学管理层踌躇满志，决定筹集数百万美元投入学术研究。随后，受经济大萧条冲击，斯坦福大学能从外界获得的研究经费急剧减少，这再次延缓了其提高学术水平的进程。“这场筹款运动的失败意味着洛克菲勒基金会普通教育委员会承诺的改进斯坦福大学科学研究的75万美元配套资金和发展医学院的250万美元配套资金也泡汤了。这些损失的严重性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看不到其他筹款来源的现实状况下显得尤为突出。”^[11]同处旧金山地区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在经济大萧条中为其劳伦斯回旋加速器实验室募集到了巨额资助，但斯坦福大学却因缺乏经费而无力发展高能物理研究。不利的情况还不止于此，从整体上看，斯坦福大学的学科和教育水平出现了明显的滑坡，有学者认为，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曾是美国大学中最好的之一，但在当时至少落在20位之后。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认为，斯坦福大学正在衰落，在10年内可能变成一所三流的学校。^[12]

2.腾飞阶段(www.daowen.com)

危机之中也潜存转机。缺乏研究经费是斯坦福大学面临的巨大困境，这驱使斯坦福大学更加注重通过技术研究项目从外界获取经费。一般而言，传统的美国私立大学更愿意与企业合作，而不是与政府合作，因为学者们基于学术自由的信念，常常质疑联邦政府的项目资助动机。斯坦福大学也不例外，直到1939年，迫于财政压力，斯坦福大学才开始承接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就其行为来看，与其说是爱国情怀使然，不如说是现实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斯坦福大学承接了不少军方科研合同，但与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相比，斯坦福大学获得的联邦政府资金相当有限。不过，这已让其尝到了政府项目的甜头，为战后发展积累了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坦福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第五任校长斯特林（J.E.Wallace Sterling， 1949—1968年在任）和教务长特曼（Frederick E.Terman， 1955—1965年在任）为战后斯坦福大学的快速腾飞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被誉为“硅谷之父”的特曼，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让他意识到，战后几年对斯坦福大学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它可能决定着斯坦福大学能否成长为西部的“哈佛”。为了实现斯坦福大学的宏图伟略，斯特林和特曼密切配合，做出了两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一是积极争取联邦政府的科研基金；二是出租校园丰富的土地资源，建设科技园。这两项措施不仅让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而且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的良性循环。特曼认为，联邦政府的项目资金对斯坦福大学走出财政困境具有重要作用，但要提升大学的声望靠的却是“生产”出来的专家和专门知识。而专家和专门知识都是可以量化的指标，比如，每年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学生数、教师发表的学术文章的篇数等。因此，特曼建议，应该更加彻底地“利用”联邦政府资助，使政府资助项目真正融入大学的学术体系中，让项目科研成为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发展科学园是特曼的创意。斯坦福大学校园面积广阔，但利用有限，特曼建议学校以象征性的低廉地租将土地长期租给工商界或毕业的校友开设公司，进行各种研究和生产活动，建立大学与产业的合作关系，同时以此为学生实习创造条件。战后电子信息产业勃然兴起，再加上斯坦福大学在电子信息学科上的研究优势，大批电子公司纷至沓来，进驻科技园，不久就在斯坦福大学周围聚集了众多高科技公司。斯坦福大学科技园点燃了科技创业的火种，影响了周围几个城市的产业布局，到80年代，科技园区成为举世皆知的“硅谷”。硅谷与斯坦福大学的产学关系，既带来了硅谷地区的繁荣，也成就了斯坦福大学的辉煌。

一流大学必有一流的师资。在走出经费困境之后，斯坦福大学认识到，优秀的教授将使大学步入良性循环，会带来更多的经费，吸引最好的学生。于是，学校决定利用充足的资金，大量引进杰出教授。随之而来的是，师生会要求更好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宿舍，这些都是不可抗拒的压力。^[13]在斯特林任职的20年中，通过“造就卓越的塔尖”行动，斯坦福大学招聘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此外还修建了30余处重要建筑，配置了相应的科研设备。1952年诺贝尔奖首次花落斯坦福大学，表明斯坦福大学的学术实力已经得到显著提高。

战后20年是斯坦福大学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它完成了从区域性院校跃迁为全美一流大学的蜕变。20世纪60年代末期，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已是美国最好的6所大学之一。1982年，在美国教育委员会按照教授素质、科研成果、毕业生就业情况、获得国家科学基金的数目等标准进行的大学排名评估中，斯坦福大学居全美高校总评第2名，仅次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在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中，斯坦福大学的本科教育位居全美第一，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都位居全美大学研究生院的前3名之列。随后4年，斯坦福大学一直傲踞榜首。

斯坦福大学开办了7个学院，分别是文理学院、工学院、地球科学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其中前3个学院既招收本科生，也招收研究生，而后4个学院只招收研究生。虽然斯坦福大学学院不多，但学院之下设有70多个系，学科覆盖面极广，单是文理学院就有27个系，涉及人类学、应用物理、人文与历史、亚洲语言、生物学、化学、古典文学、传播学、比较文学、戏剧学、经济学、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德国文化研究、历史学、伊比利亚及拉丁美洲文化、语言学、数学、音乐、哲学、物理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研究、斯拉夫语言与文学、社会学、统计学等。此外，斯坦福大学还有很多研究所、研究中心，以及重要的附属科研机构和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的电子与电机工程、环境工程、统计学、心理学等学科长期居全美专业排名第一位。在斯坦福大学1800多位长期聘任教师、资深学者和研究人员中，50%的教师为终身教职系列，正教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为60%以上，其中424位教师被聘为讲座教授。

自建校以来，斯坦福大学共有近30位教师荣获诺贝尔奖。在斯坦福大学的教师中，有近2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一大批普利策奖获得者、国家科学奖获得者和国家技术奖获得者，近500位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国家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学共有在校学生1.5万余人，其中，本科生6800多人，研究生8000多人。全校有19个图书馆，藏书达850多万册，还收藏了150万份声像资料，以及众多的电子微缩资源。^[14]斯坦福大学资金雄厚，条件优良，教学设施先进。校内配有1.5万多台电脑，方便学生通过网络学习。体育设施齐全，运动场馆完备，建有一个5万座的体育馆，一个高尔夫球场。 良好的运动条件让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也表现不俗，仅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斯坦福大学培养的运动员为美国贡献了8枚金牌、13枚银牌和4枚铜牌。^[15]

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是斯坦福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在他的资助下，斯坦福大学成立了以研究战争、革命与和平问题著称的胡佛研究所。^[16]校友德里克·博克获聘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打破了哈佛大学长期坚持的校长必须是本校本科毕业生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