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位于美国芝加哥市南部的海德公园，紧邻密执安湖，美丽的湖光水色构成了校园的主要景观。校园占地面积66万平方米，约203英亩。整座校园里共有各种建筑物130多幢，古色古香，其中的多处校园建筑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标志。哥特式建筑是芝大校园设计的基调，从整体上讲，芝加哥大学的建筑风格体现了现代建筑潮流，使整个大学显得现代与古典共融，活力与传统共济。虽然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芝加哥大学却以其催人奋进的浓厚学术氛围而闻名于世。^[1]

1.创建阶段

19世纪，要想在美国中西部建立一所颇具规模和影响的私立大学，通常从一开始就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相对于东北部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当时美国中西部还相当落后，人们的物质生活贫困，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芝加哥的教徒们千方百计地试图建立一所大学，让那些处于蒙昧状态的人们接受宗教的启蒙和熏陶。早在1855年，芝加哥的教徒们在斯蒂芬·A.道格拉斯捐赠的大片土地上创建了一所芝加哥大学。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由于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且饱受物质匮乏的煎熬，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开始动摇。1886年，芝加哥大学因缺乏来自社会的经济资助而难以为继，不得不宣布解散。^[2]

芝加哥大学中途夭折，使当地的教徒们深受打击。受宗教信仰、理念的支配，他们重建芝加哥大学的努力却从未间断过，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包括托马斯·W.古德斯皮德、威廉·雷尼·哈珀、弗雷德里克·T.盖特、亨利·L.莫尔豪斯和约翰·D.洛克菲勒等。1887到1890年期间，他们先后多次举行会晤和磋商，为重建芝加哥大学出谋划策，并最后草拟了一份重建芝加哥大学计划，交给最有经济实力、能使计划付诸实施的约翰·D.洛克菲勒去审阅。

长期以来，芝加哥地区教派林立，权力分散，各教派依靠自身的教会机构传播宗教思想。这种“分而治之”的传统方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达不到通过传教而使人们普遍接受教育的目的。教育学家亨利·L.莫尔豪斯深知教派权力分散所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作为美国布道学会的执行官员，1887年6月，莫尔豪斯敦促国内布道学会，尽快建立新的教会机构，将教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直接投入新的和现有的院校，以达到全面而富有成效的传教目标。1888年，盖特创立了美国浸礼教育学会（American Baptist Education Society）。盖特对筹措经费颇有经验，在全面审察了教派的教育需求之后，将办学的注意力投向美国中西部，并亲自去芝加哥选择校址。在那里，他遇到了美国浸礼联合神学院院长和董事乔治·W.诺恩拉普和古德斯皮德，获悉他们打算在位于芝加哥郊外摩根·帕克（Morgan Park）的神学院校园附近重建芝加哥大学。^[3]

芝加哥市位于密执安湖南岸、芝加哥河的河口。与其他许多大城市相比，芝加哥市的发展历史不长。19世纪初，芝加哥还是人迹罕至之处，但地理位置十分独持。1848年后芝加哥成为美国重要的铁路和水运的枢纽，有力地促进了芝加哥的经济社会发展。到1870年，芝加哥市已有人口30多万，1890年猛增至100万，一跃而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拥有五大湖地区最大的湖港，是美国最大的谷物和畜产品产区，每年都有大量的农畜产品通过芝加哥转运或在芝加哥加工。五大湖地区煤、铁资源储量丰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芝加哥迅速发展成为美国中西部商业、金融、交通中心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盖特等人认为，芝加哥是美国中西部地区创建大学最理想的城市，它可以集传教与研究为一体。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宗教学者、浸礼会员都对重建芝加哥大学持赞成态度。

谁出任重建的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美国浸礼教育学会和洛克菲勒都认为，这是决定未来芝加哥大学发展的关键。他们希望选择一位年轻有为、受过正规教育、博学而有名望、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素质的宗教学者。耶鲁大学的年轻教授威廉·雷尼·哈珀，14岁获得文学学士，18岁获得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1879—1886年曾任浸礼联合神学院希伯来语教授，精力充沛、智慧超群且富有创新和管理才能。美国浸礼教育学会和洛克菲勒认为，哈珀是担任重建后的芝加哥大学第一校长的理想人选。

1889年2月，盖特委托九位著名教育家，其中包括哈珀和莫尔豪斯，组成了芝加哥大学筹备调查委员会。1889年春夏之际，委员会草拟了一份详细的建校报告，提交浸礼教育学会审批。洛克菲勒对报告非常满意，在100万美元建校预算中，极其爽快地答应捐款60万美元。经过盖特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剩下的40万美元也筹集到了。

1891年7月1日，哈珀就任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芝加哥大学正式成立。^[4]因此，7月1日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建校纪念日。1892年10月1日，芝加哥大学正式开学，迎来了第一批入学的510名学生，其中，研究生126人，本科一年级学生85人，三、四年级学生85人，特殊生61人，神学院学生153人。^[5]

2.迅速崛起阶段

哈珀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后（1891—1906年在任），他的目标是在短时间内建成“一所可以和东部所有学校媲美的大学”。他理想的大学是一所结合英国本科式学院和德国研究性大学的教育场所。^[6]建校伊始，他就将建校计划通过《官方公报》（1至6号）详尽地昭示于世人。第1期公报详细介绍了“哈珀计划”中的大学基本框架，第2至第6期对大学的具体细则作了全面阐述。“哈珀计划”中的大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大学本部，设有研究生院，艺术、文学和科学学院，专业学院，预备专科学校和附属学院；第二，大学附设部，为芝加哥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开设各种课程和讲座，为芝加哥市以外的人们提供函授课程；第三，大学推广部，负责印刷和出版大学所有的通告、学术著作和杂志。“哈珀计划”包括了一个大胆的改革措施，它将每学年（academic year）分为四个学期，每学期举行一次学校聚会。虽然仍实行学期制，但是，哈珀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一个学生能否获得学位证书，衡量的标准不是看他是否已经度过了规定的学期，而是看他是否通过了规定的课程考试。那些聪明、好学、刻苦的学生通常不需要度过规定的学期，而是通过课程考试提前毕业。对于那些懒懒散散、不思进取的学生，则要延长学期，直到完成学业为止。这一制度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哈珀倡导实行主辅修制，允许学生既攻主修课程，又选修一定数量的辅修课程。“哈珀计划”具有相当的超前意识，为创办美国现代大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芝加哥大学的办学模式后来为美国其他大学所效仿，哈珀因此被称为“教师们的教师”“大学预科教育之父”。^[7]到1894年，芝加哥大学已发展成为在美国有重要影响的大学。

全面实施“哈珀计划”，关键是要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力量。建校初期，哈珀的主要工作是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物色一批一流的专家、学者。在他看来，学校初创的成功，前提条件是每个学院、每个系、每个学科都要有几名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教授，他们必须具有大量研究工作经验，有能力带领和指导更多的学生进行研究工作。在优秀人才的选拔上，“哈珀计划”倡导的是“以科学研究为主，以教学工作为辅”的选才原则，看重的是教师的研究成果。哈珀以其过人的才智、诚意和信心，同时以高薪等优厚条件，感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包括牛顿神学院的著名学者欧内斯特·德威特·伯顿（芝加哥大学第三任校长）、威斯康星大学的托马斯·C.张伯伦（时任该校校长一职）等，他们纷纷辞去已有的职位，投入到创建芝加哥大学的事业中。哈珀思想的重点是：“研究工作是学校的首要工作。”^[8]哈珀校长尊重人才，关心学者们的研究，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支持。在哈珀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1907年物理系阿尔伯特·亚伯拉罕·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n Michelson）为美国人赢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在首任校长哈珀的正确领导下，芝加哥大学勇于创新，不断开拓知识前沿，建校仅16年，其研究成果就昭著于世，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建立起崇高的声誉。

1906年，哈珀校长因病突然逝世，哈里·普拉特·贾德森继任校长（任期为1907—1923年）。贾德森任校长期间，芝加哥大学的发展是平淡和平稳的。哈珀时代那种惊心动魄的创举和激动人心的局面几乎不再出现，各系的课程设置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哈珀计划”的许多目标基本上得到落实或正在落实之中。1916年庆祝建校25周年之际，芝加哥大学早期创业者们的宏伟抱负业已得到实现。^[9](www.daowen.com)

1923年，已经67岁的伯顿当选为代理校长，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惊人毅力和充沛精力深受董事会成员的钦佩。同年，正式出任第三任校长。1925年他突然辞世，查尔斯·马克斯·梅森（Charles Max Mason）担任芝加哥大学第四任校长（任期为1925—1928年）。伯顿校长任期虽短，但任职期间，坚定地为教育的创新而努力，并为其后继者实施许多创新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后，芝加哥大学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教职员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育和研究的发展之中。

3.典范阶段

1929年，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接任芝加哥大学第五任校长，在历任校长中，哈钦斯是最年轻，也是任期最长（1929—1951年）的。任职期间，哈钦斯对学校学术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芝加哥大学的39个系被调整为4个学部，包括生物科学部、人文科学部、自然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它们与专业学院一起，构成了学术机构的基本框架。交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4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成立了社会科学跨学科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人类发展、社会思潮、种族关系和交流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哈钦斯校长任职期间，对当时许多大学过分加强专业教育持反对意见，认为大学的科系制度将课程分门别类，过于零碎，使知识过于分割与孤立。学科与学科之间交叉融合过少，学生所学知识不够全面。在哈钦斯的推动下，芝加哥大学提倡文理兼修的通识教育，为新生提供了广泛的基础课程。哈钦斯提倡学习经典著作，推行“名著教育计划”，希望学生通过对“名著”的钻研，对现实问题具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培养独立思考和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能力。^[10]“名著教育计划”是芝加哥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四年，贯穿于大学生整个教育过程。各学年学习篇目要求大体如下：第一学年，希腊时代古典作品，即从荷马到卢克莱修等15位名人的名著。第二学年，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前后的名著，即从维吉尔到莎士比亚等名人的名著24本。第三学年，主要是16—17世纪的作品，即从塞万提斯至康德等人的名著及美国联邦宪法等27本。第四学年，主要是18世纪到现代的名著，即从歌德到爱因斯坦等名人的名著及联合国宪章等24本。^[11]经过这次课程改革，本科课程更多地体现了重视永恒知识学习的意义，开创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著名范例。为配合实施“名著教育计划”，芝加哥大学编辑出版了“西方文化名著丛书”，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哈佛大学等精英大学的核心课程蓝本。^[12]“名著教育计划”也成为美国众多大学通识教育效仿的典范。

哈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时期，既注重为学者创造学术自由的环境，同时也强调大学要担负国家责任。哈钦斯曾经说过，教授的私生活、政治观点、社会态度、经济理念等都不干学校的事，对学校来说，教授是否胜任他们的工作是决定他们去留的唯一前提。^[13]但在特殊时期，应将国家责任放在第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哈钦斯宣布，长期活动必须为短期活动（打赢战争）让步；教育与研究是芝加哥大学的长期活动，现在国家需要的是技术和应用科学，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必须提供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芝加哥大学一半以上的科研是为战争服务的。^[14]1942年12月，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等教授成功地研制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可控核链反应，使物理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人类从此进入了原子能时代。^[15]

4.新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逐渐摆脱战争的阴影，重建家园，振兴经济，美国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业进入全面恢复和调整时期。随着资本的集中，美国迎来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芝加哥大学开始了现代化校园建设。^[16] 1954—1964年，芝加哥大学新校园总体建设经费预算为6000万美元，堪称大学建筑史上最庞大的支出。^[17]战后第一栋宿舍大楼伍德沃德堂于1958年正式启用。2年后，男生大楼斯坦利·皮尔斯馆正式竣工。其他一些建筑陆续建成投入使用，为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张提供了条件。这些现代建筑与传统的精雕细刻的哥特式建筑彼此协调，构成了芝加哥大学校园建筑的一大特色。

1955—1965年，与其他大学一样，芝加哥大学教育规模快速增长，学生入学人数逐年增多。在校生人数由1955年的1350人，增加到1965年的2351人，几乎增加了一倍。1964年秋季，一年级新生人数达到674人，其中65%的学生来自伊利诺伊州以外的地区，范围遍及全美45个州和其他5个国家，来自纽约的学生与芝加哥市的学生几乎相当。与此同时，研究生部和专业学院的录取人数也不断增加。^[18]

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问题，特别是人权和越南战争问题，以及学校制度的僵化呆板引发的学生抗议活动逐渐增多，美国大学校园生活受到猛烈的冲击。1962年，芝加哥大学学生管理机构和种族平等会议校园分会的成员们占据了比德尔校长办公室的前厅，强烈抗议校方制定的一些不合理规定。学生抗议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谴责校方向国家征兵机构提供学生学习档案，出卖学生的利益。面对学生的抗议活动，芝加哥大学对那些触犯校规、聚众滋事的学生毫不手软，加以严惩，但一直拒绝由警察出面来维持校园秩序。为此，当时的《纽约时报》称赞芝加哥大学是全国解决这类危机最成功的大学。^[19]

作为美国最早开展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机构，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曾经面临两次重大的危机。第一次出现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出现在70年代初期。据统计，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和70年代初期，芝加哥大学的四大研究生部中，有3个研究生部，包括社会科学部、自然科学部和人文科学部的研究生入学人数出现大幅度减少，全部研究生入学人数只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40 % 。^[20] 1978年，汉娜·H.格雷就任芝加哥大学第10任校长，摆在她面前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扩大研究生招生人数，摆脱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为此，她专门成立了一个教师委员会，由历史学家基思·M.贝克担任主席，全面调查地区和全国研究生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1982年贝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综合调研报告，对美国各大学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做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改革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合理化方案。在校长格雷的积极支持下，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芝加哥大学四大研究生部的申请和入学人数出现明显的回升趋势。1982—1983年全校研究生人数仅为2000人左右，1988年增加到2800人，到1993年，扩招到3151人。^[21]

发展到今天，芝加哥大学本部的构成包括一所本科生学院、四所研究生院和六所专业学院。四所研究生院分别是生物科学部、人文科学部、自然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都是为培养研究生而设立的。六所专业学院分别是神学院、商学院、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法学院、普里茨克医学院和社会服务管理学院。^[22]除此之外，为鼓励交叉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芝加哥大学还设立了一系列跨学科委员会，以及东方研究所、费米研究所、阿尔贡国家实验室、耶基斯天文台等机构。

芝加哥大学的兴建被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界誉为“代表（美国）时代精神的事件之一”，“在形成美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和期望方面，没有任何事件比成立芝加哥大学更重要”。^[23]芝加哥大学在其1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科学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不能不说是大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任教和访学的学者中，诺贝尔奖得主有82位，^[24]为美国大学之最，在世界上仅次于英国剑桥大学，其中，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28人，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25人，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15人，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11人，以及文学诺贝尔奖获得者3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