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8世纪，尽管德意志区域内已有各类大学60余所，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意志的大学教育仍相对落后。不过，人文主义运动的广泛兴起、宗教改革的普遍展开和现代大学的萌芽，为德国大学迈入现代化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18世纪德国的大学改革运动，则为柏林大学的建立提供了富有时代感的现代理念和制度雏形。1810年，柏林大学正式建立，其先进的教育理念使其甫一成立便焕发出勃勃生机，赢得了第一所“现代大学”的美誉，并奠定了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柏林大学一分为二，在原有基础上分别建立了民主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和联邦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两所独立的大学。20世纪90年代，伴随德国的统一，两所大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并凭借其卓越的成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地位。

1.18世纪德国大学改革运动

与意、法、英等国大学相比，德国大学办学历史较短，却对中世纪时期欧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创办于1349年的布拉格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到16世纪时，德国已有42所大学，成为当时欧洲大学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国家。到17世纪末，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德国大学进入了衰落时期，声誉已是一落千丈，有名的海德堡大学在1701—1705年间仅招收了80名学生。18世纪80年代，科隆大学、特里尔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等竟因生源不足而被迫关闭。著名科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以大学为耻辱，认为置身于这样的机构有损自己的尊严。他甚至要求取消大学，以科学院取而代之。他曾说服勃兰登堡选帝侯（指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的皇帝”权利的诸侯）创办一所科学院而不是大学。^[2]可以说，此时的大学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18世纪初期，为了解决当时的大学危机，在基本沿袭传统大学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德国掀起了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尤以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的发展最为典型。哈勒大学之所以声望昭著——成为“德国而且是欧洲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3]，主要是因为其两大创举：第一，引进了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第二，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学术自由的提出带来了大学性质的变化，大学不再是沿袭传统教条的学校，而成为师生进行创造性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地，探索真理的领地。

哈勒大学创建于1694年。18世纪初期，在神学家弗兰克（A.H.Francke，1633—1727年）、哲学家托马西乌斯（C.Thomasius，1655—1728年），尤其是启蒙哲学家沃尔夫（C.Wolff，1679—1754年）的领导下，哈勒大学掀起了大学的现代化运动。^[4] 1711年，哈勒大学法学教授冈德林（N.Gundling）在一次著名演讲中，称哈勒大学为“自由的殿堂”（ Atrium Libertatis），明确指出了哈勒大学与当时其他大学的区别。他说大学的任务在于教人如何获得智慧，如何辨别真伪，其活动不应有任何前提的限制，任何人都无权以强迫的方式使他人接受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学说和著述的自由是所有精神力量得以发展、所有科学得以繁荣的根本保证。^[5]正如田培林所言，哈勒大学的研究工作是以“自由研究原则”代替17世纪以前大学中的“权威的解释原则”……对于传统的教条，以怀疑的态度，根据理性加以研究，并重新估价；甚至要以批评的历史的态度去研究圣经。^[6]

在托马西乌斯、弗兰克、沃尔夫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哈勒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也成为理性主义的大本营——最初是哲学的理性主义，到18世纪末期，又发展出神学的理性主义。哈勒大学的改革标志着德国大学的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像传统大学那样仅仅重复或解释既定的知识和观念，而是把大学看作是发现真理的机构。它积极吸收最新的哲学和科学研究成果，排除宗教教条，率先大胆聘用崇尚理性、善于思考和具有冒险精神的学者任教，奠定了高水平教学与科研的基础。它首次倡导学术自由，设立了以自然科学及其教学为基础的“自由哲学讲座”，使经院哲学和古典学科在教学中失去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这种崇尚智慧的新气象给当时沉寂的大学校园带来了新生的曙光，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大学所效法的巴黎大学的传统教育模式。当然，哈勒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哲学家沃尔夫教授本人就因为宣扬中国道德哲学而受到基督教教士的攻击，遭到普鲁士政府的驱逐。^[7]

继哈勒大学之后，1737年，汉诺威邦仿效普鲁士邦的做法创建了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ottingen）。哥廷根大学把思想宽容和研究自由看作是大学的根本原则，汲取哈勒大学的教训，杜绝教派间的争斗，致力于创造一种宽容自由的学术氛围。与哈勒大学相比，哥廷根大学更彻底地实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取消了自中世纪以来神学院享有的对其他学院的监督权，各院系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活动。^[8]教授们有“教学自由和不受检查的权利”，可以自己选择教学内容和自行开设课程。上课大多采用讨论、实验观察等新方法，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也抛弃了背诵和复述的方法，为19世纪哥廷根大学赢得世界数学、自然科学中心的地位^[9]奠定了基础。

哥廷根大学哲学院章程规定：教授享有教学和思想自由的权利，有权决定课程教材及讨论的各家学说。^[10]哲学院的知识范围涵盖了古典学、历史学、语言学、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1737年，著名学者格斯纳（J.M.Gesner）在哥廷根大学创办哲学习明纳（Seminar），将习明纳引入到大学教学中。著名教育家洪堡正是在哥廷根大学的习明纳里，体会到了独立学习而不受干扰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等对学习带来的好处，从而把独立与自由的学习研究理念带进了柏林大学。

如果说哈勒大学仅仅是对大学课程进行初步的改革，在原始意义上提出了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那么，哥廷根大学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大学课程进行了改革，使之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尤其表现在对哲学系和法律系课程的改革上。哥廷根大学开设了自然历史、纯粹和应用数学（后者包括测量、军事、民用建筑等）、历史学、地理学、外交学、科学与艺术、古代和近代语言等，^[11]范围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的新型人文和自然学科，法律系的课程几乎完全摒弃了传统大学课程中比重较大的教会法，转而设置大批为近代工商业社会发展所需要、能够直接服务于国家内政外交的法律课程，如封建法、德国习惯法、德国和欧洲宪法、审判法等。^[12]此外，哥廷根大学还开设了当时欧洲最好的宫廷艺术的课程。到18世纪末，所有德国大学包括新教大学和天主教大学，都按照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

2.柏林大学的创建和走向辉煌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法两国都建立了较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权，德国仍未摆脱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封建政权割据局面。1806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法国签订了《梯尔西特和约》，把易北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法国，拿破仑关闭了耶拿大学和哈勒大学。1810年10月，普鲁士教育大臣、德国著名人文主义学者、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最初名为柏林弗里特里希·威廉大学）。初创的柏林大学设有法律、医学、哲学和神学4个传统学院，聘有3名神学教授、3名法学教授、6名医学教授和12名哲学教授，招收了256名学生。^[13]哲学院的黑格尔、法学院的萨维尼、古典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柏克、医学院的胡费兰及农学家特尔，象征了当时柏林大学各学院的精神。

柏林大学延续了德国大学改革运动中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开创的新教育模式，并将其发扬光大。1817年4月26日，主要由施莱尔马赫负责起草的《大学章程》作为“永久章程”得到国王的批准。《大学章程》为柏林大学办学奠定了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包括^[14]：

（1）学院制。大学由学院（Fakultät ）构成，即从中世纪大学沿袭下来的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个学院，各个学院地位平等。

（2）教师等级制。教师由正教授（ordinarius， or ordentlicher professor） 、副教授（extraordinarius， or ausserordentlicher professor）和助教（privatdozent）构成，保留了传统的由正教授、副教授和助教所构成的三级结构模式。

（3）教授会制。教授会成员为全体正教授，大学内的所有事务皆由教授会决定。教授会享有很大权力，比如，校长的遴选、教授的选聘等。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15人组成的“评议会”，政府部长的行政和财政代表被邀请出席所有评议会，而且可以带秘书。这种局面显示出政府的强大影响力。

（4）讲座制。按学科和专业设置若干讲座（institutes or seminars），由正教授全权主持各个讲座。正教授是教授会的当然成员，作为讲座教授享有很大特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即大学由学院构成，学院由若干讲座构成。正教授全权负责讲座内部的一切事务。

（5）利益商谈制。讲座教授与政府官员之间通过“讨价还价”，即通过利益交涉确定讲座教授的待遇。每位正教授需要直接与州政府而不是与大学方面单独交涉，定期就财政和物质方面的条件和待遇进行协商。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柏林大学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大学章程》为柏林大学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组织结构框架，并且规范了其运行机制：在政府的掌控下，每一个讲座及其领衔教授成为大学的核心。《大学章程》所确定的大学组织结构模式首先在柏林大学得到了成功的实践，随后为德国各地其他大学纷纷仿效而演变为德国所有大学的基本组织模式。^[15]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柏林大学的建立不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而已，而是创造了一种体现大学教育的新概念”^[16]。(www.daowen.com)

1818年，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集大成者G.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应邀从海德堡大学来到柏林大学任哲学系主任，并于1830年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在他的影响下，德国各派哲学家汇集于柏林，柏林迅速发展为德国和欧洲的哲学中心。1840年，柏林大学招生人数达到1750名，成为德国最大的高等学府，并以教学、科研和现代课程设置著称于世。

在19世纪中期大学改革浪潮的影响下，柏林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部分薄弱学科得到了加强，其中，自然科学的成就异常突出。柏林大学在医学方面虽然早有成就，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1848年后，在威廉·冯·洪堡的弟弟、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推动下，一直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柏林大学出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高潮，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自然科学人才，如化学家霍夫曼，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尔茨，被誉为“数学界三星”的库梅尔、克罗内可、魏埃施特拉斯等。^[17]在柏林大学工作长达25年之久的约翰纳斯·米勒奠定了德国古典生理学的基础，从而将生理学从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立量子论的马克斯·普朗克、证明X射线波动性的马克斯·冯·劳厄、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成就离不开柏林大学的学术环境。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制度使柏林大学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其办学经验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大学效仿的对象，柏林大学也因此获得了“现代大学之母”的美誉。柏林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和青年科学家前来求学和深造，柏林也因此成为当时欧洲和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从1814年第一批4名美国学生赴德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10000名美国青年和学者到德国大学学习，仅柏林大学接纳的美国学生就超过了5000人。^[18]

3.战争中的柏林大学和战后的变革与发展

20世纪初，德国逐渐法西斯化，柏林大学也随之变成了“第一帝国大学”。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德国也给柏林大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33年5月10日，在临近大学的柏林市中心倍倍尔广场，纳粹的支持者包括很多大学师生放火焚烧了大学图书馆的大量藏书。仅从1933年到1935年，就有230多名科学家被赶出了柏林大学校门，其中，享有国际盛誉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丽莎·迈特纳等，都是这时被赶出德国的。此外，反法西斯的革命大学生和犹太族大学生统统被开除学籍。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柏林大学竟丧失了百余年来树立起来的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整个二战期间，柏林大学70%的建筑遭到了破坏，战争后期学校还曾一度被迫关闭。^[19]

1945年5月8日，随着希特勒战争的彻底失败，德国及其首都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割占领，柏林大学也一分为二成为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和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两所独立的大学。

（1）柏林洪堡大学

作为一所有着200余年历史的大学，柏林洪堡大学不仅仅保留了柏林大学的古老建筑，柏林大学的教育理念也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现在，柏林洪堡大学虽说不能与当时闻名世界的柏林大学相提并论，但在德国高教界也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1945年，德国著名的古典语言学家约翰纳斯·施特罗克斯教授出任战后第一任柏林洪堡大学校长。他在开学典礼的祝词中指出：“新生的柏林大学是一所真正的人民的大学，面向全国人民开放。柏林大学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之中，因此要有一个新型的民主秩序和与工人阶级合作的局面。同时，柏林大学也要继承和发扬它的奠基人威廉·冯·洪堡提倡的人道主义精神。”^[20]1945年以前，这所大学未向工农子弟开放，战后这种状况逐渐得到了改变。1948年，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在全校学生总人数中的比例约占17%。从1968年起，柏林洪堡大学实施全面改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共产党的组织及社会团体在学校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2年，柏林洪堡大学医学院附属莎丽特医院增添了一幢高达20层的住院大楼。这座现代化的医院分住院部和手术部，住院部拥有1000张床位，手术部设有24个手术室。作为教学医院，莎丽特医院为德国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人才。80年代中期，全德每四名医生中就有一人是该院的毕业生。^[21]

1990年德国统一后，柏林洪堡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柏林市政府投入资金重点扶持柏林洪堡大学的重建，学校科系设置得到了调整，教学力量得到了充实和加强。 目前，柏林洪堡大学共有11个学院及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200多个专业或科系，包括人文、社会、文化、人文医学、农业、医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所有基础学科。开设了78个研究生教育专业，其中，19个理科硕士专业，59个文科硕士专业。近期德国科研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显示，柏林洪堡大学科研能力排名攀升了20个位次，证明这所大学不同寻常的转制过程是成功的。

（2）柏林自由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创建于1948年，是德国首都柏林最大的综合性大学。2007年，柏林自由大学入选德国9所“精英大学”之一。在与柏林其他几所大学的竞争中，柏林自由大学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并凭借其学术成果在国际上保持了领先地位。柏林自由大学不仅继承了柏林大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理念，同时其自由开明的校风也极具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柏林被一分为二，1946年6月，在苏联占领区的柏林大学更名为柏林洪堡大学重新开学。1948年，在众多科学家、学者、政治家及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柏林自由大学在美、英、法占领区建立起来了。瑞查德·洛文塔尔（Richard Löenthal）、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埃米尔·多菲法特（Emil Dovifat）等著名学者陆续来到柏林，以他们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魅力推动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柏林自由大学已发展为一所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学，许多著名教授回到了柏林自由大学，重新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60年代，柏林自由大学重新采用导师制，聘请了一批卓越的学者担任讲座教授，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其中，一半的学生来自西柏林，三分之一的来自东柏林或民主德国。^[22]

德国的统一成为柏林自由大学发展新的转折点。1998—1999年和2003—2007年两个时期，柏林自由大学在质量管理、学位制度、学院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大大加速了学校发展进程。1998—1999年间，柏林自由大学引进新的领导模式，将投入与产出、质量管理、新结构规划、重要项目研究和新学位形式等很多因素纳入领导管理制度中来，改革成效显著。在2003—2007届管理委员会的任期内，柏林自由大学又集中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项目，例如，2003年实施了适应大量预算缩减要求的新结构规划；2007年实施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制度、校内重要研究课题组与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统一与发展；广泛有效地利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重点项目的资助，积极推进教学方法、教学设施和基本建筑的现代化；努力推动教育的国际化和性别平等；将各学院和研究机构搬到中心校园，实施多方面措施，加强师生员工对学校历史、现实、成就的认同感和未来的使命感等。^[23]

作为德意志研究联合会8个合作中心的领头羊，柏林自由大学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目前，学校在校生达35500多人，其中，15%左右来自国外。开放性是柏林自由大学的典型特征之一，它与世界其他国家大学和学术组织建立了庞大的学术合作交流关系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除了与部分欧洲大学建立了密切联系外，柏林自由大学还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至今，柏林自由大学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合作伙伴，每年约有来自世界各国的600名访问学者和科学家参与教学和研究工作。

德国统一后，两所“柏林大学”逐步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合作甚至合并。比如，2003年两校医学院合并成立查里特柏林医学中心。2005年9月，柏林洪堡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两校代表团联合造访北京大学，并与北大联合举办“柏林自由/洪堡大学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