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普林斯顿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

普林斯顿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

时间:2023-10-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普林斯顿人口约为3万人,大多数市民生活富裕。普林斯顿恬静而安详的生活,浓浓的文化氛围笼罩下的贵族气息,使其成为美国上层人士青睐的居住地。这两大基础学科的优势渗透到各个院系,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骄傲。“威瑟斯庞的到来使早期的普林斯顿大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这首先是因为威瑟斯庞的声望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任初期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旅行,布道讲演,招收新学员和募集资金。”

普林斯顿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

普林斯顿地处纽约与费城之间,是一座别具特色的乡村都市。小城位于新泽西州西南的特拉华平原,面积约为7平方公里,东濒卡内基湖,西临特拉华河。普林斯顿的景色幽雅,绿树成荫、绿草丛丛,清澈的河水环绕流淌。普林斯顿人口约为3万人,大多数市民生活富裕。小城交通便利,距离纽约和费城都只有大约1小时车程。普林斯顿恬静而安详的生活,浓浓的文化氛围笼罩下的贵族气息,使其成为美国上层人士青睐的居住地。[2]普林斯顿大学就坐落在这座优美恬静的小城,一直以严谨的治学和一丝不苟的学风为世人所称道。它坚持自身优势,不贪大求全,只求精细,追求卓越,至今没有设立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它被誉为世界数学之都”,物理学研究也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这两大基础学科的优势渗透到各个院系,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骄傲。不过,坚持传统优势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普林斯顿大学紧跟新科技发展的潮流,始终占据着学术的前沿,成为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学子理想的求学之所。

1.大学前身——新泽西学院的建立

18世纪30年代,北美殖民地新教徒兴起了大觉醒运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追随者们以基督“十二使徒”[3]的成长过程为例,宣扬“每个普通劳动者都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通过教育都有可能成为圣贤之人。他们呼吁要用教育‘改造正在成长的一代’,要求学校教给孩子们一些有用的知识”[4]。在大觉醒运动的推动下,北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青年人学习知识一时蔚然成风。[5]一批新的高等院校在新英格兰地区得到创建,新泽西学院就是这批高校中最早建立起来的。

首任校长乔纳森·迪肯逊(Jonathan Dickinson)早就想在北美殖民地中部一带建立一所学院,他认为“首先要制订计划并为学院打好基础”[6]。迪肯逊对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对待“大觉醒”所持的敌视态度很不满意,在他的发动下,1746年10月22日,新泽西总督约翰·汉密尔批准了创建学院的授权。授权状明确规定,任何教派信徒的子弟在这所学院都有自由、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不允许由于学生的宗教取向而将其拒之门外。

1747年4月27日,新泽西学院成立,由7位创建者和另外3位激进的启蒙主义者组成的第一届董事会推举迪肯逊为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校址就设在新泽西伊丽莎白镇迪肯逊校长的家里,最初有10名学生入学。[7]迪肯逊的私人藏书成为学校的第一批藏书。

同年10月,迪肯逊校长不幸去世,亚伦·伯尔(Aron Burr)接任第二任校长。他在任11年,基本完成了学校的奠基工作。1756年学校筹集资金,在普林斯顿镇上建成一座当时北美最大的石质建筑——拿骚楼(Nassau Hall) [8],作为学院的主楼。这座三层楼房提供了当时学校几乎所有的用房:教堂、学生宿舍、教室、图书馆和食堂等。同时,伯尔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入学条件、学习课程和作息制度的规章制度。

据纽约公报记载,伯尔校长曾告诫毕业班的学生:“在文理方面保持优势会使他们成为对教会和国家有用的人。”[9]此时,新泽西学院已经初具培养通才的教育理念。“像当时其他学校一样,普林斯顿大学的主要任务也是培养教士和牧师。入校新生必须能够读写拉丁文和希腊文,能够书写英文,能够将拉丁文和希腊文翻译成英文,并且能够将英文翻译成拉丁文和希腊文,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则只要求懂得简单的算术就可以了。学生在校期间需要学习伦理学、神学、修辞学历史、年代学、法文、数学和当时称为自然哲学物理学。”[10]

1758年1月末,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1]成为第三任校长,他经常在学校的礼堂内演讲,向研究班的同学们提出问题,然后讨论。这就是18世纪的研讨会,[12]也是后来普林斯顿大学形成的一种重要的教学制度的开端。

2.独立战争时期威瑟斯庞校长的治理

建校之初,新泽西学院就标榜对一切种族和宗教信仰一视同仁;公开宣布宗教情感不得作为评价学生的依据;提倡学生成为学者和服务社会的人。在其早期的毕业生中,不少人成为州长、参议员和法官。这一传统在第六任校长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的治理下得到了巩固和发扬。

威瑟斯庞是著名学者、宗教领导人和政治家,在来到普林斯顿之前,已经在美国拥有极高的声望。他不仅通过新泽西学院将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引入了北美大陆,并且直接参与了美国独立运动。“威瑟斯庞的到来使早期的普林斯顿大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这首先是因为威瑟斯庞的声望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任初期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旅行,布道讲演,招收新学员和募集资金。”[13]

同时,威瑟斯庞是一位杰出、开明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牧师需要广泛的教育”,提出牧师应该有广博的学识。他是北美将现代英语语法和写作引入学校教育的第一人。他是一位教士兼政治家,不在乎同时宣讲政治和宗教,这在当时是历史性的进步。他强烈鼓励学生服务社会,很多学生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参与美国独立运动。[14]正因为如此,新泽西学院被称为“革命的摇篮”。虽然威瑟斯庞有着极其鲜明的宗教观点和政治观点,但他并不排斥其他观点,他认为在信仰和理性之间没有冲突,鼓励学生靠实验和经验来寻找他们的信仰。[15]在他给学校图书馆增加的新书中,有很多是其论敌的著作。

威瑟斯庞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认为自己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不足以为人师,于是在1771年聘请了一位数学和自然哲学的专职教授。在他自己的教学工作中,他强调并引导学生从真实材料中自己发现结论。威瑟斯庞将其母校苏格兰大学注重科学的传统带到了普林斯顿。他曾用当时学校一年财政预算的十分之一(220英镑),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购买了一套太阳系仪,而当时每年的学费是5英镑。[16]

在威瑟斯庞的领导下,新泽西学院成了全美的高等教育中心,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将军在一封给他的养子的信中这样评价道:“没有一所学校能比她(普林斯顿大学)产生更好的学者和给人以更值得尊重的教养。”[17]

3.19世纪的图新

1795年,威瑟斯庞校长去世后,他的女婿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Smith)继任校长职务。史密斯校长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没有矛盾”[18]。所以,他特别加强了科学和现代语言的教育。从1799年起,学校开始试行让高年级学生自选一个方面作为学习重点,以便取得相应的结业证书。[19]这已经非常接近今天大学的专业和学士学位

1812年,阿什贝尔·格林(Ashbel Green)牧师接任校长。到任后,作为一位严格的宗教学者,他采用高压手段治理学校。在他的建议下,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成立了。神学院的成立对新泽西学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它使得长老会的经济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转向了神学院。很多年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转变。[20]

1823年,詹姆士·加纳姆(James Carnahan)担任了校长,在任时间达31年,是新泽西学院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他上任不久,数学教授小约翰·麦克莱恩(John Maclean)[21]担任副校长,他们对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了能够省出经费、物色新人担任学校的教学工作,麦克莱恩首先将自己数学教授的职位让了出来,同时聘请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动老毕业生们成立了校友会,以便募集资金,并让当时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作校友会会长。”采取了这几项措施之后,麦克莱恩副校长物色了几位当时全美最优秀的科学家到校任教,其中包括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约翰·托里(John Torrey)和斯蒂芬·亚历山大(Stephen Alexander)。亨利是继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之后美国最有名的科学家,因在物理学中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而名声远播,他并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刻,学院用每年1000美元的高薪和一所住房的代价将亨利聘为物理学教授。托里是美国的植物学之父,他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开创性的工作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植物学家,他和他的学生合写的历史性名著《北美的浮萍》就是在普林斯顿任教时完成的。亚历山大则是一位优秀的天文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的天文学课程是最受学生喜爱的课程之一。[22]

教职员的补充与扩大,使得学校能够提供更广泛的教育,特别是科学方面的教育。1830年,学校正式开设了法语西班牙语和植物学课程。1832年,增加了德语和意大利语,建筑欣赏与建筑史以及考古学课程。1838年,设置了专门的英语文学与讲演课程。1840年,开设了天文学讲座与天文观测课程。[23]1855年,又聘请了世界著名的瑞士地理学阿诺德·亨利·盖奥特(Arnold Henry Guyot)讲授地理学。

通过各项改革与建设,学院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加纳姆校长1854年退休后,麦克莱恩以其献身精神被推举继任校长职务。麦克莱恩校长四处筹集资金,加强对资金的运作,甚至放弃一部分自己的工资来清偿债务,使学校得以度过其面临的双重灾难:一场火灾烧掉了学校主楼和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学院地处殖民地中部,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南部地区,所以,受战争的影响比其他大学都大。学校能从这双重灾难中恢复过来,并以一种良好的状态迎接它在19世纪末的大发展,完全归功于麦克莱恩校长的献身精神。[24]

1868年,又一位著名的苏格兰宗教学者和哲学家约翰·麦克林(John Maclean)受邀担任校长。与其同乡威瑟斯庞一样,麦克林校长在来到北美之前已经享有崇高的声望。经历了南北战争时期的困境之后,麦克林校长的到任正好满足了学校准备扩大发展的需要。麦克林校长利用自己的声望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扩大校园,新建了一座体育馆、一座图书馆,[25]并且继续大量吸引出色的学者,以加强教师队伍,其中包括赛鲁士·布雷克特(Cyrus Brackett)、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26]扬·奥古斯塔斯(Young Augustus)和亨利·法因(Henry Fine)[27]等优秀的科学家。

麦克林校长是一位牧师,但并不保守。当达尔文进化论传到北美时,麦克林坚持认为进化论是对的。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否认了上帝的存在,而是在“创造的进程中增添奇迹和奥秘”,[28]反对进化论只能使学生更加迷茫。因此,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课堂上,既允许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进化论学者和学生见面,也允许斯科特教授用他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科学上的反驳。(www.daowen.com)

更为可贵的是,尽管政务繁忙,麦克林校长仍保持着与教学第一线的直接联系,一直担任哲学和心理学的教学任务,因此,能够对教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时,全美各高校兴起了一股自由选修的浪潮,主张除了极少数基本课程之外,由学生自己决定自己的课程。麦克林校长则主张保留一定数量的必修课,鼓励学生广泛地选择更能培养承担义务和责任的课程,认为“任何一位学生都必须接受一定的古典教育和数学,前者能使人有符合社会标准的教养和正确的审美观,后者能使人有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29]。即使是选修课,也应具备规范,要使学生能由浅入深地逐步拓展知识面,系统地掌握必要的技能。完全选修则会导致学生避重就轻,浅尝辄止。[30]1885年冬,麦克林校长在纽约同自由选修派的倡导者、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在这场对美国教育界影响巨大的辩论中,麦克林校长未能说服他的哈佛大学同行。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不得不承认逝去多年的麦克林对现代教育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31]

在麦克林校长任期内,学校设立了哲学院、理学院和艺术学院,并开始举行入学笔试,将一所古典学院完全转变成了一所现代大学。与哈佛大学不同的是,新泽西学院在转型中一直保持着英国古典大学的学院氛围,也就是由教授与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亲密接触所营造的一种小环境

4.20世纪前半期的辉煌

1896年,为了表示对学校所在地的尊敬,新泽西学院正式更名为普林斯顿大学。在建校150周年之际,校长弗朗西斯·佩顿(Francis L.Patton)作为代表宣布学校确立了非官方校训——“为国家服务”,在校庆大会上做主题演讲的是 当时还是教师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教授。1900年,学校成立研究生院。1902年,伍德罗·威尔逊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第13任校长,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非神职人员的校长。威尔逊是一位出色的学者、教育家和政治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了12年教授和8年校长,后来又担任新泽西州州长和美国第28任总统,并于191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威尔逊校长重视基础研究,非常看重独立研究和学术声誉。他不能容忍把大学教育等同于技术训练或职业教育。他说,“如果你不能帮助人们扩大知识的边界,你就不能很好地为国家服务”[32]。早在上任前5年,威尔逊就给自己定下了当校长之后要干的三件事:改革课程设置,改革教授方法,改变大学生的学校生活。威尔逊上任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的基金总额只有380万美元,但是,威尔逊却提出用320万美元的预算来延揽一流的教授。当时,普林斯顿大学不仅远远落后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而且落后于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33]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一上任便提出了一项耗资1250万美元的庞大开支计划,超过了当时年度预算的25倍。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惊人之举,他期望由此将学校彻底地变成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34]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威尔逊在提高教学质量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学业要求,采取导师辅导制度。他的改革计划使得高年级学生的学习向自己的专业侧重,成绩好的毕业班学生可以用学术论文顶替一门课程,这便是后来普林斯顿大学要求撰写毕业论文的开端。同时,他还改革了学校的管理机构,建立了系级领导体系,明确规定系主任只对校长负责,并将原来属于校长和董事会的人事权下放给系主任及院长,加强了管理,提高了效率。

1904年,威尔逊校长同教授们一起进行了两项重大教育改革。第一,明确规定在校学生的学习规范。“头两年接受不分学科地注重文化背景和基础的文理教育,后两年进行集中于一门专业及其相邻专业的专门教育,同时开设‘荣誉学位课程’,以便对一些优秀生进行更深入教育。”[35]第二,建立导师制以及研讨会。威尔逊以其对教育质量的卓越意识,唤起了年轻教师非同寻常的责任感和对教学的热情,[36]拉近了学生和教授之间的距离,建立了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关系。为了加强科学研究,威尔逊要求教师从事基本的、不受约束的、“纯粹”的研究。[37]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一直以来保持无功利学术追求的教育理念的延续。他在任期间创立的很多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例如,指定学习制(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受全面教育,同时,要求学生选修多门其他领域的非专业课程;研讨会制度(Preceptorial System),每一门课除了有老师集中教授外,学生还被分在若干小班里,由教师和部分研究生帮助学生练习和讨论,以便充分掌握课程内容。

在改革本科教育的同时,研究生院的发展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普林斯顿大学在成立研究生院时就确立了奉行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教育方针,并在很长时间里将学生人数控制在200人以下。学校在离校园一英里(1英里=1.609千米)之外修建了一所哥特式的城堡作为研究生宿舍。它由一个带管风琴的饭厅、一座小图书馆、一间大会客室、一座173英尺(1英尺=0.305米)高的钟楼和几十个宿舍单元组成,周围是平地和树林,与研究生院院长的宿舍为邻,十分安静舒适,宜于修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38]

从1912年到1932年,逻辑学教授约翰·希本(John G.Hibben)担任校长。希本校长秉性随和,主张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将原属于校长的许多权力下放给系主任和教授们。他不仅促成了更多的教授进入董事会,还成立了一个由教授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直接参与学校的领导。三人委员会由教授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其职责不仅包括协助校长在教学管理方面做出重大决策,而且在教职员的工资、保险、退休生活和养老金管理上也有发言权。

1919年到1929年是美国经济大繁荣的时期,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全面大发展阶段。1919年建成了建筑学院,1921年成立了工学院,1922年筹办了东方语言系。为了支持科学研究,1922年设立了工业关系处,1929年筹备了300万美元的科学基金。1930年成立了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在此期间,科学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希本校长不仅留住了威尔逊校长在任期间聘请来的绝大部分学者,而且增聘了一些优秀学者。20世纪3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依靠出色的教学与科研,成为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不少系特别是理科系,享誉世界。它不仅拥有早期以普林斯顿学派著称的哲学和心理学,还有20世纪发展起来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化学。特别是物理学,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39]一道,使普林斯顿成为世界理论物理学的中心。

5.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新发展

1933年,哈罗德·多兹(Harold W.Dodds)担任校长。在他的任上,学校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即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财政困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非正常环境。

尽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多兹校长还是坚持扩大师资队伍,增加了30名教师。这样一来,尽管扩招了1000多名学生,学校还能保持较高的师生比。这一时期,学校还增开了音乐和艺术创作方面的课程,成立了人口研究中心,增设了三个学科专业,包括宗教学、航空工程学和近东研究学。[40] 1948年,火石图书馆落成,被称作“人类和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在普林斯顿大学开放的传统里,它成为师生发展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知识中心。[41]

1957年,罗伯特·戈亨(Robert F.Goheen)成为第16任校长。虽然他一再否认自己没有任何野心成为“建筑校长”,但他在学校建设上的投入比他的所有前任都多。在他的任期间内,一场大规模的建筑扩张运动将所有普林斯顿大学被压抑的力量释放了出来。他将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面积扩大了一倍,[42]其中,较为重要的建筑包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伍尔沃斯音乐研究中心、建筑学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工程四合院、加德文体育馆[43]、计算机中心,以及为数学系、物理系和天体物理学科建设的佩顿大楼。

在增加建筑的同时,学校其他方面也得到了快速增长。教师数量从不足500人增加到700多人。在戈亨任职的最后一年,申请就读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戈亨任职之初的2.5倍,本科招生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3000多人增加到4000多人,研究生招生人数增长了一倍多。

在教学方面,戈亨校长要求本科生人才培养计划应当是“一个知识和思想爆发、爆炸和剧变的世界”,规定二年级学生应当开始集中化的学习,每学期末都安排一段阅读期,赋予精心挑选出来参加“大学学者计划”的本科生学习上特别的灵活性,组织学生创新研讨会等。[44]1969年普林斯顿大学还全面实行了男女同校,并在60年代积极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入校就读。

1988年,校友哈罗德·夏皮罗(Harold T.Shapiro)回校担任校长。在庆祝建校250周年时,他倡议将校训由“为国家服务”改为“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他实现了学校历史上最成功的筹款运动,共筹资11.4亿美元;[45]成功地提高了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以及研究生的素质和多样性,并通过大幅度提高对本科生的资助而有效地帮助了中低等收入家庭的子弟就学。夏皮罗实施了一系列本科生教学改革举措,包括设立创新基金、建立普林斯顿访问学者制度、奖励教学卓越者、建立教学和学习中心、设立大学新生研讨会,以及向学生提供去国外留学的机会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夏皮罗任职期间,一批新的学术组织得到建立,包括基因组综合研究所、跨学科的宗教研究中心、人文艺术学者研究会、人类价值研究中心等。[46]

2001年,雪莉·蒂尔曼(Shirley M.Tilghman)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第19任校长。她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和领导者,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蒂尔曼主张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心目标是:让每一个学生拥有才智,以及具备成为良好公民和英明领导者的必备性格。[47]她担任普林斯顿校长期间,学校的发展获得了重大进展,包括扩大了本科生人数和启动了为期4年的住宿学院制度;大大增加了受资助学生人数,并将他们的资助金额提升至原来的两倍多;规划了未来校园的总体发展,包括一个正处在第一阶段建设期的大型艺术项目;建造了新的神经学科和心理学科的学术设备以及成立了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能源和环境中心;增加了学生的国际交流机会,同时发展与世界各地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她还成功地完成了5年筹款运动,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创纪录的18.8亿美元投资。[48]

原教务长、著名宪法学者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鲁伯(Christopher L.Eisgruber)教授于2013年4月当选普林斯顿大学新任校长并于7月就职。伊斯格鲁布在担任教务长的时候,主持学科规划工作(远程学术计划)、优先级委员会(为大学经营预算提供建议)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此外,他还在许多学校的重大计划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包括扩大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和教师的国际交流,增加校园的多样性,引导学校展开在线学习活动,领导学校在2008年和2009年经济消退时期消减成本。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努力在知识的创造和应用、研究生教育等方面保持卓越水平。与此同时,它并没有放弃本科生教育,而是努力为本科生提供学术活动和课外活动所需的资源,使他们将来能够在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担负起领导职责。

“普林斯顿大学太难读了,所以我转学到哈佛去了。”[49]这是1960年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竞选时对普林斯顿的群众说的。如果说普林斯顿大学比哈佛大学还难读,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不比规模比质量,确实是普林斯顿大学一贯的风格。在其近270年的建校史上,普林斯顿大学人才辈出,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18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它还为美国培养了两位总统,100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众议员、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州长和州政府的高级官员。因此,普林斯顿大学赢得了“政治家和学者摇篮”的美誉。此外,普林斯顿大学师生中有37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物理学奖20个,经济学奖8个,化学奖3个,文学奖3个,生理学与医学奖2个,和平奖1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还出过1位副总统,44位州长,21位国会议员,39位州议员。曾任国务卿的乔治·普拉特·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汽车界的巨商李·艾科卡(Lee Iacocca)都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子。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的教授中,有1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3位美国科学院院士,15位美国工程院院士。有这么多的名人来校任教,并不是普林斯顿大学用高工资、高待遇吸引人才,相反,其工资封顶制度还禁止校方利用高工资来吸引教师,普林斯顿大学靠自身的魅力和学术声誉吸引人,靠学生的高素质吸引人。当然,普林斯顿环境优美,也吸引了很多人。

2013—2014学年度,普林斯顿大学在校注册学生总数为7910人,其中,本科生为5244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2666人。2014—2015年的本科生录取率为7.4%,本科生的财政资助也达到60%。与美国其他名牌大学相比,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比例较低,所以,客观上它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在本科生身上。关于这一点,第19任校长蒂尔曼的解释是:“普林斯顿大学从没有设立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的计划,最主要的理由是,一旦设立,会分散我们的精力,干扰我们从事最主要的工作——本科教育和博士教育。虽然普林斯顿大学会因此在经济上遭受一些短期损失,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值得的。实际上,由于普林斯顿大学声誉卓著,校友纷纷捐款,普林斯顿大学目前的经济状况比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都要好。规模不大,学科不全,恰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优势所在。可以说,小即是美。正因为我们不是什么都做,才能够集中精力和资源来办两件事情: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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