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友超过360000人,遍布全球。他们同哈佛大学现在的在校生一样集中在剑桥和波士顿学习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剑桥校区,这里集中了哈佛学院和部分专业学院。剑桥校区的对面是奥斯顿校区,哈佛大学商学院和哈佛大学体育广场坐落在那里,毗邻奥斯顿的是长木校区,哈佛医学院、牙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分布在这里,是国际生物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中心。[29]在其380年的发展历程中,校园建筑不断增加,教师队伍不断加强,课程教学进行了多次改革,哈佛大学独特的教育实践谱写了一部继承与发展并存,改革与创新与共的辉煌篇章。
1.培养“我们最需要的那类学生”
提到哈佛大学,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顶尖”“卓越”“优异”“出类拔萃”等词汇,它就是人们心目中“精英”的代名词。从学生的招录、教师的晋升、校长的遴选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哈佛大学精英教育的印迹。19世纪中期以前,哈佛大学的教育只有上层社会的有钱人(基本是白色人种)才有资格享受到。学生家境良好、家族历史悠久,从小在贵族学校(俗称“预备学校”)接受教育,而后自然而然地来到这里接受高等教育。这是早期哈佛大学在教学对象上精英化的表现。1869年,艾略特担任校长后推行改革,哈佛大学开始致力于培养社会各领域的领导人才,教育内容则从以教授古典知识为主发展到包括古典和现代文化科学知识。
今天的哈佛大学已然成为造就美国乃至全球学术和社会精英人才的摇篮,其各学院设定的教育目标无不流露出精英的印记:文理学院——为改变世界创造艺术和科学新知识;商学院——培养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领导者;牙医学院——培养增加知识和发现知识,通过病人护理和宣传服务社会,并有助于改善口腔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人;设计学院——培养设计天才;神学院——培养宗教生活和思想领域的领导人;教育学院——培养推进教育实践,政策和研究以及未来发展的领导人;工业和应用科学学院——培养工程、应用科学和技术方面促进教学和研究的人才;肯尼迪政府学院——培养为民主社会服务,并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的领导人;法学院——创造一流的法律教育和知识,以造福于世界;医学院——培养致力于减轻疾病带给人们的痛苦的人;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学习、探索和沟通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拉德克利芙学院——创建可以在学科、职业和艺术创造等任何领域进行探索工作的学术环境。
针对“我们的申请者中缺少我们最需要的那类学生”,科南特校长力图建立起一所前所未有的“精英型”大学,出身显赫的精英逐步被那些在智力和人格上出类拔萃的学生和教师所取代。现在,每年向哈佛大学递交申请的学生人数超过20000人,但其录取率始终维持在10%~12%之间,与美国其他大学相比是最低的。哈佛大学的录取标准包括:第一,成绩在年级排名前10%~15%;[30]第二,必须提交SAT推理测试或包括写作部分的ACT成绩。[31]在其招生简章中,哈佛大学毫不掩饰地声明:“我们在仔细地考察其他因素的同时,将这些测试成绩视作学术能力和成就的标志。”[32]
为了培养“最需要的那类学生”,哈佛大学建立了无与伦比的优秀的教授队伍。哈佛大学的教师由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等组成。其中,教授和“其他”教师(包括讲师、访问教师、研究人员等)占有较大比例,副教授和助理教授比例较小。在现任的2000多名专任教师中,教授有800多名,而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各为228名和324名。为了保证招聘到世界最优秀的学者,哈佛大学每年都有一批联络员或顾问在世界各地为哈佛大学进行调查分析,将各个学科领域最好的学者推荐给校方,供校方招聘时参考。[33]在管理上,哈佛大学采取“非升即走”政策,保证了教师队伍拥有持久的活力和强大的竞争力。
在现代精英教育的概念下,哈佛大学容纳了世界上几乎最优秀、最富创造力的学生和教师,各种名目的奖学金吸引并帮助世界各地的优异人才来到哈佛大学。在2005年度美国著名大学教授薪资排行榜上,哈佛大学教授年度工资163200美元,仅次于洛克菲勒大学,排名第二。高薪酬战略吸引了许多世界一流科学家到哈佛大学工作,对于保证其教学和科研优先发展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34]
2.“培养的是有教养的人”
在其官方网页上,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本科生手册对学院使命的陈述如下:哈佛学院坚持1650年“特许状”所规定的宗旨:促进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借助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发展、教育青年人,并为教育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他必要的东西。哈佛学院致力于创造知识,用这种知识陶冶学生的心智,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教育机会。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鼓励学生勇于思考并自由表达,乐于发现和进行批判性的探索,以富有成效的精神追求卓越,对个人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哈佛学院致力于消除各种限制,让学生全面参与校内活动,使学生发现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潜能。哈佛学院的教育志在为学生提供一种基础平台,使其养成依靠自己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哈佛学院期望学生养成学术钻研和学院精神,以使其在今后的生活中发展知识,增进理解,服务社会。[35]
这正是普西(Nathan M.Pusey)校长当年所提出的要培养有教养的人(educated men and women of character)。他认为:“哈佛最希望为国家和世界培养的是有教养的人。并且能一如既往地培养一代又一代有思想的人,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和行动继续更新和加强世界生活的优良品质;也要培养有知识和信念的人,他们乐于向他人学习,真实地评价自己的文化,能看到自身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并且能够独立地、公正地看待这些优缺点;他们不是抱怨、不理智地批评,或者傲慢、冷漠地改变方向,而是坚定不移地从自己做起,投入到工作中,去改良文化,将文化的精华而不是糟粕展现给别人。”[36]普西担任校长的时期正是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期,他的关于哈佛大学应当培养什么人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哈佛大学,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今的哈佛大学。
实际上,在普西之前,哈佛大学已经开始在教育中倡导培养有教养的人的教育思想。1945年,时任校长的科南特指派一个委员会对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课程体系进行研究,该委员会发表了《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的报告。该报告强调加强本科生的普通教育,以培养有责任的良好的社会公民。[37]到了七八十年代,本科生教育的课程教学问题再次受到责难,校长博克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围绕“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课程设置的改革方案,即在本科生学习的专业课和选修课以外,建立一套共同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核心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探求知识的主要方法,使学生了解在核心课程所规定领域的知识的种类和形式,并且掌握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这些知识,如何应用这些知识,以及理解这些知识存在的价值。[38] 1979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程的报告》正式出台。1981年,核心课程开始在哈佛大学得到实施,1982年得到全面推行。
核心课程是对自由教育的有力保证,是一种广博的基础学科教育,是根据学生和教师的兴趣与未来发展需要设置的。在没有实施新的核心课程之前,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体系占据了学生在校学习课程的近四分之一,共涵盖了七个领域,包括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艺术、科学、道德推理、定量推理和社会分析等,其中,历史研究分A类和B类,文学艺术分A、B、C三类。学生需要在每个领域至少选修一门课程。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核心课程的学习,哈佛大学总结了历届学生选课的经验,为新生提供了一些建议和选课规则,即所有的核心课程要求在大学二年级学习完毕,也就是说,在前四个学期每学期至少要选修两门核心课程,这样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毕业所要求的核心课程学习量,同时不影响其他课程的学习。如果同一门课程既是核心课程又是专业课程,那么,最好的选择是将该课程按照专业课程来选修。[39]实际上,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是对科南特普通教育计划的一种发展。
为了适应21世纪的教育需要,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决定用新的通识教育计划取代实施了将近30年的核心课程计划。2004年4月,《哈佛学院课程改革报告》整理完毕,报告从“21世纪哈佛学院教什么、如何教”两个方面对各方反馈的有关课程改革的建议进行了整理。2007年2月《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正式出台。新的课程设计偏重宏大社会主题,而不是单一狭隘的专业学科发展。新计划将1978年“核心课程”的七个课程领域重组为八个领域,包括审美与诠释、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质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和世界中的美国,要求所有学生从每个类别中选修一门半课程。[40]这八个领域又可以归入四大类:人文、逻辑推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每一类分别对应两个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定目标,但又相互渗透。
新的通识教育计划于2009年秋季开始实行。[41]该计划的目标是:第一,让学生为成为合格公民做好准备。通过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习经历,尤其是通过通识教育课程,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学生理解推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变革的力量;理解塑造不同团体和身份的不同文化价值;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理解科技发展。无论是将来成为美国公民的学生,还是来美国学习、将来要回国的学生,都要理解美国历史、美国制度和美国价值观,在全球化背景下批判性地分析这些历史、制度和价值观。第二,教会学生理解自己既是传统艺术、观念和价值的产物,也是参与者。学生需要理解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的困难;需要看到表面上相抵触的文化之间的共同价值;学生应该具备艺术、宗教和观念的历史知识,需要熟悉文化的变迁。第三,让学生为批判性地和建设性地回应变革做好准备。学生需要了解现代生活发生变革与变迁的动力。通识教育是学生熟悉重要概念和问题,解决社会、个人和道德问题的一种方式。第四,发展学生对自己的言行从道德层面上理解的能力。通识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获得知识、技能和技巧,还让学生具备从道德上把握使用这些知识、技能和技巧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能力,让学生看到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42]
3.学术至上(www.daowen.com)
“VERITAS”(真理)是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教育思想的完整呈现。1650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颁发给哈佛学院的“特许状”也紧紧围绕这一思想,其内容包括:“要促进所有有益于人类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活动的开展,借助这些知识来教育青年人,并为教育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他必要的条件。”[43]除了国家对哈佛大学提出的要求,哈佛大学的校长们也一直秉承追求真理的信念,推动学校向前发展。19世纪后期,为了把哈佛大学办成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艾略特主张:“大学有三个主要职能:首先是教学;其次是以书籍等形式大量汇集已获得的系统知识;第三是研究,换句话说,就是把目前的知识疆界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一些新的真理。”[44]洛厄尔强调应该把传播知识和发展知识、融合知识作为己任。科南特则认为:“当建立哈佛学院的清教徒们在校徽上写下‘真理’二字的时候,在他们心目中有两条道路可以通往真理:第一,在人类理性的帮助下得到宗教启示,第二,增进知识和学问。”[45]博克担任校长后曾对人说:我来到哈佛大学,并非出于对行政工作的抱负,而是出于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热爱。他认为:“大学为实现特定的目的而设,它们的特定使命就是发现和传播知识。在行使这些职能时,它们可能会得到社会许多方面的支持,它们的成员可能会与公立、私立组织建立各种关系,它们的教授可能会通过教学和科研而影响社会的许多领域。”[46]陆登庭(Neilt J.Rudenstine)是第一位以管理者而不是学者或教师身份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他把哈佛大学看作一个“不同寻常的社区”,该社区“把众多卓越非凡的天才聚集在一起去追求他们的最高理想,使他们从已知世界出发去探究和发现世界及自身未知的东西。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没有比此更有价值的追求。[47]他一方面“通过促进对国家和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研究”而继续哈佛大学培育未来领导人和服务社会的责任;一方面将健康政策、环境、职业道德、公立教育、经济等适合作为国际性大学关注的议程,纳入到哈佛大学研究的领域。他倡导“综合学习”,即跨学校和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
对学术的执着注定了哈佛大学对自由的钟爱。学术与自由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学者的活动只有遵循真理的标准,不受任何外部环境,如教会、政府或经济团体的影响才能保证探究知识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才能集百家之长,剔除糟粕,保留精华。学术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条件。19世纪上半叶以来,哈佛大学不断丰富学术自由的内涵,自信地游走在世界学术的前沿。哈佛大学校史专家莫里森曾指出:“毫无疑问,1836年哈佛在各个领域的竞争中领先并达到目前的名望和地位,最为突出的原因就是坚持了学术自由的原则。”[48]
1934年,卡内基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凯博尔(Fredetick Kepple)指出,尽管哈佛大学仍然是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但芝加哥大学的崛起,使得哈佛大学的地位不再那么容易保持。[49]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哈佛大学更加注重教授聘用的学术标准。科南特曾经写信给其他大学的资深化学家,请他们按照60%的学识和40%的教学能力的综合评价标准,将化学领域中30~40岁的最出色的人才进行排序,希望挑选出可以为哈佛大学所用的学术人才。[50]正是执着地坚持学术标准,科南特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聘用事件上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力。当时,经济学系教授职位出现空缺,在任用加尔布雷斯还是布莱克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经济学系最著名的教授约翰·熊彼得对科南特说: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学者,尽管他们的社会观有些激进,但这样我们可以进行创新,对学术发展是颇有裨益的。在科南特的影响下,加尔布雷斯得到了聘用。[51]
此外,为了营造优良的学术氛围,建设高水平的学术队伍,哈佛大学努力提高教师的待遇,给他们提供更宽松的工作环境。威拉德·范·奥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学者,芝加哥大学提供了比哈佛大学更为轻松的教授任务吸引了奎因。为了留住这位分析哲学的权威,哈佛大学将奎因与同事之间的交流作为一门课程计入其工作量,以此挽留住了奎因。哈佛大学还增加教授的学术假期,以便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一时间教授们的各种休假申请纷至沓来,邦迪认为经常的休假有助于提高学者们的治学水平,而且哈佛大学也因此受益于规模稳定的访问学者。[52]
自由总是相对的,包括学术自由在内。莫里森曾经指出,每个领域都有实现其主要目标的道德要求和不为外界所知道的限制……学术自由问题关系到学校生存和发展以及其实施的智力活动的潜在价值。大学应该特别重视那些体现大学作为学术团体的价值观念,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大学成员的权利从根本上说不同于其他社会团体成员。大学独特的自主性是它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自主性包括:第一,所有大学成员有权对所关心的问题通过任何适当的方法进行阐述;第二,大学必须保证和保护其成员组织或参加政治活动,召开和进行学术会议的权利。……每所大学都具有其专属的自由权利,能够自行决定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响应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机遇。但是,大学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还要明了每一份自由和每一项特权同时意味着责任。[53]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在《展望2036年》一文中特别指出了哈佛大学在学术自由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以往哈佛大学的学术自由集中体现了“拒绝市场意识”,而如今在规模、经费、管理、项目、学生、学费、建筑等方面的发展已经彻底地发生了改变。教职员为了私人利益过多地进行校外兼职和社会活动,由于追名逐利,轻视自己对学术、学生和大学的职责,导致学生无法获得心智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牺牲追求真理为代价。因此,大学领导者们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是,怎样促进师生在学术和生活上的平衡。
4.兼容并包
一流大学必有一流的教育环境条件。19世纪中期以来,哈佛大学持续不断地大兴土木,改善教育条件;增设学科领域,新建专业学院;更新教育制度,构建现代人才培养体系。到20世纪中期,哈佛大学已经完成了作为一流大学的软硬件建设,其教育水平和质量跃升为美国和世界一流,其教育环境和条件成为世界各国大学效法的榜样。在哈佛大学的教育环境中,兼容并包的文化环境常常为人所称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公众的反德情绪高涨,来自德国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雨果·斯特伯格由于发表了赞美德国的言论而受到指责,民众在愤慨之余强烈要求哈佛大学解聘斯特伯格。但是,哈佛大学没有屈服于民众的政治热情,主张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捍卫了学者的学术自由权利。[54]
哈佛大学的课堂也是兼容并包的。哈佛大学的教学不拘泥于形式,注重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无论是授课还是课下辅导,教师都不会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学生,他们鼓励学生质疑,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每堂课之前,教师会布置课堂讨论的内容,鼓励学生课下通过查阅多方面资料进行分析、解释,以便更有效地参加课堂讨论。教师不实行一言堂,师生在知识面前是同等身份,不单纯关注学生的答案是否正确,而是着眼于学生新思想的培养上。哈佛大学在教学方面长期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学生主动、自主发展的环境:第一,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第二,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专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第三,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
大学是知识和人才的摇篮,其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培养优秀的学生,而高品质的服务、指导和必要的管理是造就优秀学生不可缺少的条件。哈佛大学认为,学生在社团中的经验与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一样,有益于学生的发展。通过参加校园活动,学生会对所生活的外在环境持有积极的态度。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生活的时间要远远多于校园生活,哈佛大学努力给学生提供学习终身生存技能的平台。许多校友认为,学生时代参加的社团活动对其学术发展之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每一位毕业生都会在哈佛大学校园文化、知识探索道路上留下独特的印记。这也体现了哈佛大学学生课外活动的丰富多样,不仅有各种学生社团活动,还有各种艺术表演、竞技活动等,这些都有益于学生的智力、道德和个人发展。[55]
作为校园活动主体的学生社团,涉及学术、艺术、文化和种族研究、性别研究、政治、健康福利、媒体、公共服务、娱乐、宗教信仰、社会活动、女性研究、校园生活等各个方面。形式多样的学生团体规模从1人到超过150人不等,社团总计913个。[56]哈佛大学还拥有全美最大的体育田径队伍,由41个体育代表队和1500多名运动员组成。学生团体组织除了能给学生带来课外教育和娱乐外,在帮助哈佛大学基金会改善校园生活质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政治学研究会为学生提供了包括实习、在论坛上发言、拜访驻地研究员、参加研究小组和会议等活动,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宗教协会能够邀请大学宗教领域的专业人员——牧师,为对宗教有兴趣的学生提供更适当的学习途径;而妇女性别兴趣协会则通过哈佛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为学生开展各种各样的妇女和性别问题研究提供资料。
哈佛大学支持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洛克菲勒中心赞助哈佛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公共卫生学院、东亚语言文学系、近代东方语言文学系等开展国际学生交换计划、哈佛大学学期留学计划以及哈佛大学海外暑期学习计划等。哈佛大学学生的足迹遍及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加拿大、欧洲、英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美国本土。[57] 2001—2008年,哈佛大学学生参加年度学术活动、暑期活动以及两项活动合计增长率分别为111%、661%和665%。[58]
哈佛大学的开放性仍在不断扩大,这也给学校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发展动力。哈佛大学曾经认为,只有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文化,才能维护哈佛大学在世界大学中的领袖地位。因此,在校长遴选条件上有一条就是:竞聘者必须有哈佛大学本科完整的学习经历。这一要求直到1971年终被打破。1971年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的博克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除首任校长邓斯特外的第一位没有读过哈佛大学本科的校长,因而备受争议。为了淡化人们把他视作斯坦福人(博克校长本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而不是哈佛人的看法,哈佛大学不得不专门授予他一个荣誉学士学位,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哈佛人。但是,当陆登庭(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英国语言学哲学博士)和萨默斯(本科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士)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太多的反对意见。从此,哈佛大学在校长遴选上放开了门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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