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素有“英国的大学城”之称。作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它被誉为“诺贝尔奖的摇篮”。英国科学促进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什比（Ashby）曾经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24]剑桥大学秉承自身的教育理念，主动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不以功利心态取舍知识，与时俱进，既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文化传统，又适时进行引领潮流的重大变革，历经800多年风雨而长盛不衰。剑桥大学校长阿里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曾说：“剑桥的悠久历史和优美环境是吸引全世界学生和学者的魅力所在。”“历史的原因加上环境的影响，剑桥在众多教学和研究实力雄厚的大学中就显得与众不同了。”^[25]因此，研究其教育理念，于我国大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以自由教育造就绅士”

英国人喜欢宣称自己是“生而自由”的民族。什么是自由？ 自由即权利。这是英国人对自由的理解，追求“自由”并不只是贵族阶层的专利。1215年6月15日签署的《大宪章》是英国“自由”的护身符，各阶级将其为己所用，“自由”成了民族的自由、人民的自由、各阶级的自由。14世纪中叶，“自由”的精神开始从贵族向平民传播。

绅士是英国国民特有的民族个性，主要特征是：保守、修养、礼貌和尊重女士。 自19世纪中期以来，“绅士风度”成为英国民族个性的价值取向。它遵循公平而合理的竞争原则；主张理性主宰一切，尽量抑制感情；具有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气概，为维护个人和国家荣誉在所不惜。它偏于保守，尊重传统，任何革新都要到传统中寻找根据。人们往往将“绅士风度”与“高雅”相关联，文学、艺术、诗歌等被看作是绅士必不可少的精神素养。

在西方教育史上，自由教育思想经历过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尽管自由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古希腊时代便为人们所重视，但直到19世纪，它才成为留给后世的重要教育文化遗产。中世纪时期，与其他大学一样，剑桥大学主要通过“文科七艺”的教育体现自由教育思想，且将其依附于基督教教育。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呼唤使自由教育更为注重人文学科教育，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教育家们明确崇尚的一种教育思想或者哲学思想，人们将其看作是培养“有闲”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很快，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大学不再单纯地被看作是追求智慧与真理的“象牙塔”，而且还被看作是应当努力培养为国家和工商业发展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机构。针对一些大学和教育家主张以职业需求为导向，重视实用知识教育的倾向，纽曼系统地阐述了自由教育思想，在英国大学掀起了一股自由教育热潮。纽曼是一位深受欧洲教育传统影响的天主教教士，在他看来，自由，“首先，从语法意义上来看，它与奴性相对。按照教义手册的说法，‘奴工’一词指的是体力劳动、机械劳作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很少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心智活动参与”。但是，“体力劳动也是有自由的，而思维活动并不见得一定是自由的”^[26]，比如，古代的从业医生通常是奴隶，但给人看病同样是需要动脑的技能，而且最终救死扶伤的目的是崇高的。然而，现代的商业教育虽然可以使大脑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能力，但如果只是为了赚钱，那么，这些就只是一种技能“训练”，而不是“自由”的。这说明纽曼强调自由教育追求的是个体不受蒙蔽、限制、束缚的心灵状态。他认为，“理智不是用来造成或屈从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种具体的行业或职业抑或是学科或科学，而是为了理智自身而进行训练，为了对其自身固有的对象的认识，也是为了其自身的最高修养”^[27]。他明确主张：“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这种绅士教育看起来更像一种生活方式的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讲，纽曼所说的“自由教育”与其说是一种自由学科的教育，不如说是心灵的训练和培养。

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各种教育思想流派纷呈，自由教育思想在欧洲和美国的影响日渐减弱。尽管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社会文化价值观与哲学传统等的原因，长期以来，自由教育思想在英国仍然保持了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剑桥大学坚持奉行“以自由教育造就绅士”的教育理念，强调对学生的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将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看作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它倡导原创性研究，提倡厚积而薄发，反对急功近利的教育功利主义。剑桥大学副校长约翰·巴特菲尔德（John Butterfield）曾指出：“我们需要经常提高警觉，以保证大学与工商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致损害我们的学术水平，或者导致我们不去认真研究问题。大学必须培养学术自由，这是大学实力的源泉。”^[28]

剑桥大学奉行“以自由教育造就绅士”的教育理念，重视对学生的理性训练和人格的塑造。在教学目标上，相对于知识的获得，剑桥大学更重视智力的发展；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它重视学术性的专业与课程，关注教育的内在目的，要求追求知识的本身价值，反对外在的教育功利主义；在教学内容上，它注重博才而非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教育目的上，它着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重视创造性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养成自由的心灵。20世纪70年代以后，剑桥大学涉足科研开发，成就了“剑桥现象”，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即便如此，它也没有抛弃自身的教育传统，而是将应用与开发研究融入到已有的学术教育传统之中，自由教育因此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剑桥大学博大深厚的知识体系、独立自由的学术传统熏陶了一代代学子，使他们不仅素质优良，而且学术能力，尤其是批判创新力出类拔萃。

2.“大学因培养学生而存在”

剑桥大学校长阿里森·理查德曾说过，剑桥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因为其培养了无数的世界一流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学的办学质量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培养质量上。她认为，大学是因培养学生而存在的。^[29]剑桥大学以学生为本，一切工作着眼于服务学生的需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和有利于创新的学术研究氛围。2009年，恰逢剑桥大学建校800年，达尔文200年诞辰。据毕会成的观察，1月17日的夜晚，当全球的基督教堂的钟声都在为800年华诞的剑桥大学而鸣响的时候，剑桥大学却只出了8分钟的灯光表演，将牛顿的力学公式、霍金的《时间简史》封面、弥尔顿的《复乐园》文稿等剑桥大学的人文骄傲投影在大学参议院的两堵墙体上。倒是达尔文的200年纪念更受关注。围绕生物进化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各学院轮番设坛演讲，论域遍及哲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修辞学与神学，自英格兰新年以来，每周四一场，一直到3月仍不见有收场的意思。^[30]

学院制和导师制是剑桥大学两项传统的教学制度。学生在大学课堂接触到来自其他学院的学生，可以进行学术交流。但学生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学院，与不同学科和背景的同学朝夕相处，有助于扩大视野，活跃思想。学院导师关心学生的成长，紧密融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学院的忠诚感。学院内所谓的“学院式生活”对塑造学生和谐发展的个性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来说，英国大学的学制比较短。剑桥大学的本科生教育一般是3年。学生上完3年本科教育，可获得学士学位；接着再学1年，就可获得硕士学位。如果学生3年本科教育毕业后就参加工作，1年以后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提交论文，直接申请硕士学位。剑桥大学开办了27个本科生教育专业，尽管学生都在各学院，但由大学安排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主要核心课程基本被安排在前两年；每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学生还可根据兴趣爱好和能力重新选择自己的学科专业。^[31]

剑桥大学的师资力量是一流的，每个教师都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剑桥大学非常重视新课程的开设，每开一门新课，它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高水平的教师来保证教学的高质量。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剑桥大学建立了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大学和每个系都设立了教学质量委员会，系一级的委员会由学生和教师组成。委员会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收集学生对教学情况的反映：一是学生主动在系一级委员会中提出；二是教学质量委员会主动到学生中听取意见。对于意见较为集中的课堂教学，委员会将建议任课教师进行改进。

剑桥大学向来以考试制度严格而闻名。课程考试一般是综合性的，考核项目包括平时表现、考试、论文、出勤率等各方面，学生要想拿高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门课程只考一次，没有补考的机会。如果考试未获通过，学生只能离开剑桥大学。因此，每到考试前夕，剑桥大学的学生都特别紧张，全力以赴地复习。考试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比如，经济系的标准为55分即算及格。显然，要想获得高分是很难的。剑桥大学鼓励学生创新，而不是一味地继承老师所传授的东西。它要学生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也就是说，必须是学生自己消化吸收之后的成果。

剑桥大学对学生关怀备至，非常重视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指导与服务。剑桥大学实行导师制，导师制是学院的核心。每一个本科生在学院注册时，学院都为其指定一名导师和一名学习指导员。导师对其指导的本科生的生活及纪律负责，并指导他成长，对他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每一位导师在一段时间内带2～3名学生，德育与智育并重。导师言传身教，绝非等闲之辈，不是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而是教授、讲师。导师不承担学生的课程教学任务，教学工作由各学系的专任教师担任。有的导师甚至在学生毕业离校后，仍对其前途关怀备至。学习指导员则负责其指导的本科生的学术发展，对学生所学主要课程在学院里的教学活动安排负责，并对学生有关学习科目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学习指导员还负责为该本科生指定其所学课程的辅导教师。辅导教师可以是本学院或其他学院的院士，也可以是研究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本科生通常有几位辅导教师，每一位辅导教师都只负责特定课程的学习辅导。辅导教师一般每周辅导一次。每学期结束时，辅导教师要将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向其导师报告。(www.daowen.com)

剑桥大学拥有完善的就业指导机制，其就业指导中心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心下设四个部门，分别是就业指导、信息收集、信息技术和日常事务办公室；有工作人员40名左右，其中，兼职人员20名左右。2003年，就业指导中心工作经费共计110万英磅，其中，大学提供80万英磅，来自企业界捐助、从用人单位收取费用等30万英镑。^[32]从学生一年级开始，就业指导中心就提供就业指导，为学生提供心理和能力测试，帮助学生规划就业前景，组织招聘活动。就业指导中心的对象不仅包括所有剑桥大学在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且还包括博士后、协议研究人员和剑桥大学的校友。^[33]“大学因培养学生而存在”，在剑桥大学不是一句口号或空话，而是一条在日常办学过程中得到严格遵循的基本教育理念。

3.鼓励学生主动探求未知的领域

剑桥大学的教学以自学为主，注重学生个人和导师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质疑能力。在剑桥大学，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获取知识，还包括了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发和挖掘自身的潜力，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计划、教学方式、辅导方式上，剑桥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激发其主动性，鼓励其独立思考，大胆批判，主动探索。学生可根据大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表，结合个人的兴趣爱好，自由选修课程。教师重视启发教学，鼓励多提问题，激励其大胆探求未知的领域。剑桥大学的教学内容更新快，参考书更新也快。教师上课不讲固定的教材内容，而是常常介绍科技发展的新思想、新成果、新动态，甚至介绍一些尚不成熟的学术研究成果。学校和各学院举行的各种讲座、报告会丰富多彩，各种学生团体、俱乐部一应俱全。

剑桥大学十分注重让学生尽早介入学术研究课题，通过科研来培养人才。比如，工学院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安排学生做课题设计，让学生在完成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增长知识和才干，养成严谨的科学作风，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在本科学习的三年中，教师会精心安排若干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的课题，组成一个完整的学术研究训练过程。这种研究训练系统深入，能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钻研，变跟随教师学习为自主积极创新学习。这样，大学教育的范畴就超出了已知的领域，而延伸到了广阔的未知领域。经过这种教学培养的学生，对学科的新进展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对攻克科学难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对独立工作习惯自如，在学习和研究中能够锐意创新。剑桥大学学生奥马尔·乔德里在导师罗斯·安德森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破解了行骗者如何攻破芯片和密码技术，从网上银行盗取客户钱财的手段。乔德里在征得安德森教授和校方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同意后，将自己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剑桥大学计算机的学术网站上，在全球银行业引起了巨大轰动。但英国银行卡协会主席却致信剑桥大学要求将该文从学术网站上撤下来。无论是校方还是安德森教授，首先想到的是维护学术的尊严，维护学校的核心价值而不屈从于权贵的压力。^[34]

一位学者诗性的描述道出了剑桥大学人才辈出的玄机：剑桥大学就像一座郁郁葱葱的古老城堡，又像一个开阔的天然公园。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们满怀敬仰地求学、探索，周围的一切都浸润着你，鞭策着你，锻造着你敢于抗争世俗潮流的学术品格。也正是因此，在剑桥大学，一些本科生在毕业前就会成为学者、科学家，甚至在某个方面取得不小的成就。^[35]

4.科技与人文并重

剑桥大学是一所古典大学，长期秉持了古典人文教育的传统。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剑桥大学开始逐步引入科学教育，并在英国较早地实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相互融合，形成了不同于古典人文教育的人文与科学并重的新教育。

文艺复兴运动之前，剑桥大学一直以训练心智或思维的神学、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课程等为其主要教学内容。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引入，剑桥大学开始变革教学内容。到了史称“新”大学时期的16世纪，剑桥大学开始传授“新学”，包括对古典文学和《圣经》进行新的研究。16世纪末，剑桥大学设置了几何学教授职位，开设了商业、造船等方面的讲座。在文科方面，除了传统的文法、修辞学、辩论术，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和伦理学的著作外，世界历史和罗马史等也相继进入课程教学之中。17世纪末，剑桥大学开始开设有关笛卡尔学说（Descartes）的课程，世界史、罗马史概观、天文学以及伊拉斯谟、霍布斯（Hobbes）等人的学说也在课程中得到讲授。不过，到了18世纪，与时代发展的需要相比，剑桥大学的教育观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科建设远远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课程设置仍然固守古典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仍然没有确立其应有的地位。19世纪上半叶，剑桥大学拓宽了课程的范围，1848年道德科学和自然科学被正式列为考试课程，1849年增设了自然科学的荣誉学位考试。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在日益增强的外部压力下，剑桥大学不断增设新的自然科学教授职位，建立自然科学实验室，物理学、医学、化学、动物学、解剖学、工程和机械科学，以及文科、植物学、地质学、农学、生理学、考古学和人类学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博物馆。1892年，开设机械科学的荣誉学位考试。应该说，从19世纪中叶开始，剑桥大学的科学教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世纪加强科学教育的努力奠定了剑桥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融合的基础。进入20世纪后，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对科学和工业效率的追求，剑桥大学进一步改革落后于时代的教育模式，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建立科技与人文并重的新教育模式。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剑桥大学意识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不是相互分离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当代教育共同目标的两个方面，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60年代末，副校长阿什比提出了“技术人文主义”的观点，认为科技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困难并不在于大学不能成功地对科技时代的短期要求做出充分的反应，而在于大学将会陷入科学教育丧失人文精神，从而失去科学教育的完整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科学教育中增设人文学科”，“只有能够把技术融入到社会范围内的学生可以宣称，他拥有通才教育，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技术专家。”^[36]

5.“植根于我们的工业和商业”

1870年，珀西瓦尔发出了大学应当深深植根于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呼吁，这是新时代对大学要求的反映。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19世纪的英国工商业迅速发展，经济走向了繁荣。但传统大学仍然固守老传统，延续着培养神职人员和政治官员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僵化死板，排斥社会所需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面对来自社会的强烈批评和质疑，经过一系列矛盾、冲突和斗争，剑桥大学开始顺应时局变化，转变教育理念，培养工商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以推动工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19世纪末期，由于各学院出现了经济拮据的窘境，为了筹集更多的办学经费，剑桥大学顺应时局变化，培养工商业和工程技术人才，鼓励毕业生到企业谋职，以获得企业界的经济支持。为了适应产业界的需求，20世纪初期，剑桥大学开设了经济学荣誉学士学位专业，更新了数学等学科教学内容，使之更具有实用性，开办采矿等工程技术类专业。这些举措促进了剑桥大学与工商业的紧密联系，促进了科技教育的繁荣。20世纪中后期，剑桥大学主动融入地方高技术产业发展，利用自身的科技教育和科技创新优势，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加速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剑桥现象”。在过去的30多年中，剑桥科技园区累计为英国创造税收550亿英镑，出口总值达到了280亿英镑，成为整个英格兰东部地区的发展中心。^[37]剑桥大学科技园是大学教育与工业、企业结合的成功典范，不仅对促进英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而且为剑桥大学保持世界一流大学地位提供了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