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是一所大学的基本教育主张和教育追求。教育理念不是教育现实，但源于对教育现实的深思熟虑，是教育主体对教育现实的自觉反映，因此，教育理念以教育现实为载体。牛津大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这些理念对学校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造就有教养的绅士

在其8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牛津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造就有教养的绅士，认为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重要。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显露无遗。

自由教育的概念始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对自由教育思想作过论述，虽然表述有异，但他们的核心思想都强调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是教育的唯一或最高目的，反对教育有其他的诸如为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的功利主义。^[19]这对后来大学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中世纪，自由教育主要在大学教育的“自由七艺”中得到集中体现，但这时的“自由七艺”已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自由教育的含义有了区别。此时的自由教育是依附于基督教教义之上的，是为基督教神学服务的，因为这时神学教育居于统治地位。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对基督教神学教育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呼唤教育中的人性，憧憬回归亚里士多德时代，要求大学注重人文学科的教育，提倡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自由教育是牛津大学古老的教育理念，是牛津大学人才培养历史传统形成的思想根源。曾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纽曼对自由教育进行过经典的阐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有教养的绅士。纽曼是一位天主教的教士，深受欧洲大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他注重对学生人文知识的培养，但同时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变化和教育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所以，他的自由教育主张既包含了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现实的观照。他在《大学的理想》之“知识本身即为目的”一章中明确提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20]，在纽曼的眼里，绅士从不伤害别人，有文化教养，具备思想和行为上的一切优良品行。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的光荣在于培养完全有教养的人”，“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人是教育的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目的”。^[21]纽曼强调自由教育追求的是个体不受蒙蔽、限制、束缚的心灵状态，认为自由知识的学习会促进人的心智的发展，而心智的发展是自由教育的过程和目标。“自由教育和自由探究就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22]在他看来，对学生进行理智的训练过程就是“自由教育”，其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特殊的或具体的职业需要，理智训练的目的在于其本身，在于理智的最高修养。^[23]

正是在培养绅士的思想指引下，牛津大学在人才培养中一直坚守以造就有教养的人为目标的自由教育传统。具体表现就是坚决反对追求实用性、功利性的教育，强调人性教育，以完善人格为宗旨，以促进和实现个体身心和谐发展为目标。 自由教育思想强调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因而牛津大学以培养知识面宽的博学家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作为确定教育内容、培养方式、管理方式以及考核评价方式的标准，反对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重视学术性的专业与课程，重视人文学科和基础理论研究。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牛津大学成为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尤其以古典文化和哲学研究见长。在统治英国大学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津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主要是教会神职人员和政府官吏，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学问的人，实施的是博雅教育而非专业训练，认为毕业生有绅士般的教养比有高深的学识更重要。

牛津大学史学者谢尔顿·罗斯布莱特指出：“纽曼的大学理念，既是英国的大学理念，也是牛津的大学理念。但是，由于纽曼时代存在着几种相互对立的牛津大学理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大学理念这个共同关心的主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如果说纽曼关于牛津大学的理念是对他19世纪20年代学院生活的回忆，也许更准确。”^[24]沃尔特·莫伯利爵士曾指出，牛津大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培养有教养的绅士。^[25]美国学者也喜欢把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称为绅士领袖（gentleman leader）和绅士学者（gentleman scholar） 。^[26] 1996年牛津大学曾拒绝了当时一位沙特阿拉伯富豪意图建立一所工商管理学院的巨款捐赠，因为学校认为工商管理是为了谋利，与自由教育思想以及牛津大学治学的原则不符。

2.培养精英人才

牛津大学作为英国高等教育的摇篮，从中世纪起，就肩负起了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和人才培养的重任，对于英国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崛起，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迅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800多年来，牛津大学造就了无数的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等各类国家和社会精英人才。例如，经济学家、《国富论》提倡者亚当·斯密，哈雷彗星的发现者哈雷教授，对英国建筑影响深远的科学家雷恩爵士，被誉为英国皇家学会“双眼和双手”的科学家罗伯特·胡克，英国网络界首位亿万富翁迈克·林可，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著名学者罗吉尔·培根，等等；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吕叔湘、陈佳洱等，都成长于牛津大学。甚至有学者不无夸张地宣称：“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牛津大学培养出的高层次政治家和公务员比其他所有大学（包括剑桥大学）加在一起还要多。”^[27]

在中世纪时期，学问主要掌握在天主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手里，大学也主要是为培养神职人员服务。当时的牛津大学严格要求大学教员必须是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宗教化十分明显，教师和学生都信教，学生毕业后一般都做神职人员。所以，当时牛津大学以培养有教养的牧师或神职人员为主要目标，但同时它还承担着培养教师、律师、医生和政府官员的使命，主要是对那些将在教会、政府任职的人提供教育。直到16世纪，为教会培养人才，特别是能够出任教会领导的人才仍然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完成全部课程后，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就能谋取到高级的主教、大使等职务，即使是那些未获得任何学位的学生，也能比较容易地得到教区牧师的职务。从16世纪起，牛津大学的贵族化日盛，逐步成为上流社会和有抱负的社会阶层接受教育的场所，几乎为英国贵族家庭的子弟所垄断。

在17、18世纪，处于衰败期的牛津大学，尽管每年招生人数只有200人左右，但在培养社会精英方面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与以往相比，牛津大学学生的社会差别变得更为显著，绅士子弟的数量激增。“这个时期，牛津大学接受英国贵族大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上院贵族进入牛津大学的比例（61%）高于进入剑桥的比例（39%）。”^[28]特别是1636年牛津大学制订的《劳德规约》，强调大学的作用就是培养有正统观念和有学识的教区牧师。因而，此阶段的牛津大学依然以政界和教会的统治人才为培养目标。

到19世纪，学校宗教色彩逐渐减退，除了牧师和政治领袖，在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中，又增加了社会其他领域的精英人才。在20世纪，面对中产阶级的职业需求，牛津大学增加了许多包括职业技术科目方面的新学科专业，例如，工程学及其分支学科、生物科学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等。

在精英教育理念指导下，牛津大学在人才培养上采用导师制，管理上实行学院制。导师制是牛津大学针对本科生的一种独特的人才培养制度。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是15世纪初创办“新学院”的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所首创。当时，新生一旦报到入学，学院就给他指定一位导师，本科生导师称“Tutor”。导师是学生所选学科的学者，他负责指导学生的品行，并协助安排学生的学习计划，指导他如何取得进步。学生每周必须至少到导师那里去谈话一次。实行导师制，可以使导师随时了解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导师制是牛津大学卓越教育的重要支柱。导师制是牛津大学所创立的一种传统的精英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导师每周与学生见面一次，与学生实行一对一、面对面的个别辅导。导师辅导时，信息量大，且讲究技巧，加之讨论、争论，这是课堂教学所不能相比的。导师与学生一起共同制订体现学生个性化的教学计划，每一门课程都是这样。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导师根据学生的情况，提供相关的论文题目、参考书和参考文献目录，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提供书目的阅读，并按要求写出论文，然后组织学生与导师一起参加论文讨论会。会上首先由学生宣读并讲解论文的内容，导师和参与讨论的其他学生可以在讨论会的任何时间提出问题，相互就文章的论点、论据进行辩论。在提问和讨论过程中，导师与学生相互交流学术思想。这样的讨论过程，极有利于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反应能力。不同的学科，导师制的要求不同，比如，文科的要求可以是写论文，而像机械制造，就不能以论文为标准。

导师制为学生学习提供了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学生听讲很自由，没有烦琐、严格的考勤考试的压力，又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和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学生在导师的指引和扶持下，在所攻专业方向上可自由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导师制还重视学生的品德与学问并进，导师为良师益友。在导师制下，师生关系不是师道尊严，而是亲密无间的师友关系。导师对学生课业品性负全责，不但要关心学生学业上的进步与发展，还要关心帮助学生解决个人学业规划问题、心理问题、品德问题等。导师制维持的是一种朋友或家人般的学习关系，它不是单独存在的，相关的环境，如草地、河边、茶馆、咖啡厅、饭桌、酒吧、书店等往往是不可缺少的。有时导师与学生彻夜长谈。正如加拿大学者利考克所说：“导师与二三学子，时常相聚一堂，或坐斗室相对论学，或集诸子茶点小饮于导师之家，剖析疑难之外，并得指示学生修养之法，解答学生个人的问题。导师视门人如子弟，门人视导师如良师益友，从学之期虽暂，而缔交辄终身，受其潜移默化，不觉品德与学问俱进也。”^[29]利考克在考察牛津大学后认为，牛津大学成功的秘诀，关键就在于导师的作用。他说，牛津大学并不急功近利，不追求眼前得到的利益。只要是有天分的学生，他们的导师就会激发起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就会在学生心里点燃火苗。我国学者林语堂也有类似的评说：“牛津剑桥的学生所以好，得益于导师制度，导师坐在那里喷烟，喷得你天才冒火。”^[30]虽然在今天的牛津大学，喷烟的导师越来越少见，但这种师生共同研讨的情景依然随处可见。

导师制在牛津大学本科教育中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教学一直被誉为英才教育的温床。1909年，作为牛津大学名誉校长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曾宣称：“如果牛津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自豪的话，其应将标签贴在一代又一代牛津人的生活和品格上，以及曾激起其他国家难以掩饰地去羡慕的东西，这就是个人的完美发展。”^[31]而“个人的完美发展”正是导师制带来的直接结果。1966年，弗兰克斯委员会（Franks Commission）调查了牛津大学的运作状况，并对导师制大为肯定：“导师制的核心是一种教会青年学子独立思考的理论。导师放手让学生去独立探索……并且清晰地表达自己对某一论题的理解……在（导师制的）讨论中，学生应该能够从其对自我立场的竭力辩护中受益匪浅。”^[32]

与此同时，1997年的《诺斯报告》（North Report）再次对导师制教学模式大加褒奖：“（导师制）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而非消极被动地发展其自主学习、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分析批评的技能。此外，导师制还给学生提供了与导师就某一问题的细节进行全面讨论的机会，而这些导师可能要么是某一学科中的一流专家，要么是处于某一学科前沿的年轻活跃的研究人员。”^[33]我国浙江大学已故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1929至1931年曾留学牛津大学。对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他晚年回忆起来仍兴奋不已，赞美之词溢于言表：“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之学制，与吾国现行大学学制完全不同。学生作业，不重于上堂听讲，而重于导师指导。大学生依其所专攻，随指定之导师研究，课业品性均由导师负其全责。大学教师主要之任务为任学生导师，授课乃其次要。因之，在学生方面亦以从导师研习为主要工作，上堂听课乃属次要。导师每周接见一次，命题作文、指导就读之书，批改课卷纠谬指正而外，相与探讨辩难，导师发问，诱导学生思索，学生质疑，乃得导师薪传。此种教法，重博览群书，不重捧住一本课本或几篇讲义，重思想见解，不重强记呆诵，足以启迪诱掖之功，养成有器识抱负之学者。”^[34]

为了保证导师制的有效实施，牛津大学重视优秀师资队伍建设，并严格选拔学生。牛津大学对教师有一套严格的选拔制度。英国之外的教师要进入牛津大学当教授，需要四个硬条件：出色的英语，研究是领先的，能带领研究小组一起研究，研究项目能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教师很敬业，工作负担也很重，每星期最少要承担9学时课程教学，还要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许多教师的科研只能利用假期来做。在招生方面，牛津大学只招收最有创造潜力的优秀学生。在招收学生之前，教师对要申请者进行筛选，即对学生递交的材料和两篇小论文进行认真分析和阅读，然后，对学生进行面试。一般是30分钟，如果觉得满意，教师就同意将学生录取，自己则作为学生的导师。严格的筛选过程，独特的培养模式，自由的发展空间，使得牛津大学数百年来人才辈出。

学院制是牛津大学精英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管理制度。牛津大学的学院制由来已久，第一个大学学院创建于1249年，目前共有38个学院和6个永久性私人会堂。^[35]设置了人文学科、医学学科、数学物理学科和生命科学学科以及社会学科等学科门类和相关专业。^[36]牛津大学最具特色的学科是化学、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和数学，最有名的学系之一是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系。这个学系创建于70多年前，现已派生出许多其他专业。各学院的教职员与学生之和均在500人以内。院长、教职员以及学生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或工作室，工作、学习、生活设施齐备。本科生学制一般为3年，部分学科为4年，医学学科为5年零10个月。

38个学院与牛津大学本部是一种联邦体制。每个学院都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有独立的财务，拥有自己的房舍和基金。学院的院长是由本院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不是由大学任命的，院长对该学院的理事会负责。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独立的院落，并且每个学院都拥有四类建筑：第一是学生宿舍，第二是学生食堂，第三是教堂，第四是图书馆。学院主要负责三件事：第一是管理学生的食宿，第二是做礼拜等宗教活动，第三是为本科生选派导师。(www.daowen.com)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我国大学所属学院主要以学科专业为基础来划分不同，牛津大学的学院就是一所完整的大学，包括了学习各种学科专业的学生。所以，牛津大学的学院与大学之间是通过联邦制的组织机制相互影响的。牛津大学有70个左右的本科专业，每一个学院都可以开办这些本科专业中的任何一个。学生可以在本院选课，也可以在不同的学院选课。各学院之间不仅有竞争，而且有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各种学科专业混合的环境和氛围中，学生既可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又可学到其他的知识。学院中有一种浓厚的文化和学术氛围。这是十分有利的育人环境，并且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在一起研究、生活和学习，有利于相互激发灵感。

学院制使每一个学生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要成为牛津大学的学生，必须首先成为它的一个学院的学生。一般程序包括个人申请、入学考试、院方同意、大学同意注册等。学院是学生的家，它指派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它提供住房，并有医生照顾学生的身体；它有公共活动室供本科生阅读报刊，喝酒喝咖啡，进行社交活动，相互结识。学院有自己的图书馆、体育场和运动设施，有自己的教堂、食堂和陈列室。每个学院的人数都在500人以下。在学科方面，学院包括了所有各门学科，对于本学院缺乏的专门知识，则安排学生到其他学院导师那里去学习。学院是学生在学识、品行、身体等方面健康成长的场所。

3.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艺术的牛津，科学的剑桥。这是人们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办学特色的典型评论。有一则调侃也许能反映牛津大学的科学教育与其人文教育的不平衡发展状况，以及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剑桥大学的差异。“六个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社会学家失业了，相遇在伦敦。为了不饿死，他们抽签，谁抽到最短签谁就自杀，由抽到两根较短签的人将他的尸体拉去卖掉，用于科学研究目的。说到做到，他们将那位死去的校友装在一辆拖车上拉走。数小时后，他们又一瘸一拐地回到他们的牛津大学校友身边，仍然拉着那具尸体。‘没办法，’他们哀叹道，‘谁都只想要剑桥大学的自然科学家。’它体现的不仅仅是伦敦的劳动力市场，而是反映了更重要的东西，即牛津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比不上剑桥大学。”^[37]但这并非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牛津大学也有自然科学教育的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罗杰·培根。牛津大学在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一直致力于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尽管其间曾经出现过多次激烈的论争和教育实践的迷茫，但其历史趋势却并没有被逆转。

不错，牛津大学的传统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古典人文教育上。但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人们对牛津大学的指责和批评使其逐步适应工业革命的要求而推行科学教育，使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新理念。科学教育主要以促进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发展为目的，使学生养成科学精神，发展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开发智力。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使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社会的变革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导致许多教育家越来越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在高等教育方面，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使得以古典人文学科为核心的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工业革命的发展需要大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中等教育的发展急需一个扩大的高教系统，加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功利主义者的推动，当时的牛津大学由于变革缓慢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指责。”^[38]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牛津大学顺应时代要求，在坚持古典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接纳了自然学科，实施了科学教育，并且与时俱进，建立了以科学教育为基础的现代教育体系。

现代科学进入大学以后，大学开始出现文理分科，且理工科教育逐步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825年，以培养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才为宗旨，注重实科教育，以传授现代自然科学课程为主的伦敦大学学院正式成立，拉开了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帷幕。为适应大学教育的新潮流，牛津大学开始实施科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由此也开始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进程。牛津大学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不仅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而且体现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在继续坚持政治领袖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牛津大学又确立了培养科学精英人才的目标，包括培养人文学科人才、自然科学和技术人才以及社会科学人才。牛津大学力图培养各行各业的领袖人才，而不拘于某一特定行业和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坚持人文教育传统优势的同时，牛津大学加强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牛津大学文理科方面的本科生人数的比例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文理科学生人数不再像以前那么悬殊。例如，2009年，“牛津有53%的本科生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43%的本科生学习医学、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剩下的是继续教育学生”^[39]。

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牛津大学不断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增设新的学科专业领域，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因此，其学科设置范围不断扩大，学科专业结构的综合性越来越突出。进入20世纪后，牛津大学在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奋起直追，在自然科学和医科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17年，牛津大学开始重视科学实验教学，大学一级的实验室发展迅速，且规模很大，实验成为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手段。到20世纪中叶，人们逐步认识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是整个学术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过于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适宜的，应当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的教育理念。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起，牛津大学开始允许学生多学科同时学习，并开办相应的学位考试，以促进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

中世纪的牛津大学开办的课程主要是神学与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文科课程，经过几个世纪的变革，现代的牛津大学已经成为一所文、理、法、管、医、工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在注重人文教育的同时，重视保持文理平衡，努力争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有新的突破。20世纪70年代以来，牛津大学突破原先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模式，开展跨学科专业教育。现在跨学科专业已经占到牛津大学所开设专业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包括跨两门学科的专业和跨三门学科的专业，同时允许学生选择多学科同时学习。其中，跨两门学科的专业有“科学与经济学”“哲学与物理学”“语言与历史”等；跨三门学科的专业有“工程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冶金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心理学、生理学与哲学”等。开展跨学科专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密切相关的学科统一在一个专业中，促进文理学科的交叉与渗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扩展学生的眼界和见识，使学生能够运用跨学科和多学科智慧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复杂性课题。

4.国际化教育

牛津大学在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国际学术团体，所以，教育的国际化是它与生俱来的一大特征。800多年来，牛津大学一直倡导国际化教育，哪怕是在其经历衰退、艰难办学的特殊时期，也没有放弃国际化教育的信念。

牛津大学开展国际化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国际化教育理念使牛津大学广开大门，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国际学生申请入学。为了在更大范围加强国际教育合作，牛津大学建立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高等教育交流机构，如“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 、“牛津-普林斯顿学者联盟”（Oxford-Princeton）等。^[40]与世界各地的大学保持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是牛津大学国际化教育的基础。牛津大学不仅注重吸收英国本土的优秀生源，而且注重吸收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其大部分研究人员都与海外同行保持着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在其22000多名在校学生中，本科生占55%左右，研究生占45%左右，从区域分布看，国际学生占40%左右。^[41]在全日制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60%以上。^[42]国际学生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生源的国际化为牛津大学提供了国际化的校园文化环境，具有不同的国家、社会、教育和种族背景的学生聚集到一起，成就了牛津大学的国际化教育。

在牛津大学，学术工作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43]牛津大学的国际战略内容广泛而具体的，包括国际学生招收与资助，国际化的学术人员和学生，为所有学生服务的国际教育经验，研究与教育的国际合作等。^[44]这些国际化战略对牛津大学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大影响。牛津大学支持教学和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包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仁合作开展国际学术研究，共同审查论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等。在2003年到2008年的五年间，牛津大学的国际学术研究人员上升了57%。^[45]牛津大学高度重视广泛的国际问题。^[46]正是因为有了强有力的国际化战略，“几乎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跟牛津大学有联系。我们的学生来自138个国家，我们的学术人员来自79个国家。学科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涵盖全球所有区域，具有全球性重大意义。我们的成员和研究机构分布世界范围，包括超过44000名校友分布在英国之外的188个国家”^[47]。

5.为国家服务

大学与国家的关系随大学发展而变化。在早期，尽管牛津大学与世俗的英格兰王国政府之间并没有正式的所属关系，但相互之间的影响却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在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后，大学为国家和人类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确立为国家服务的理念，大学才能与时代发展同步。在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牛津大学既保持了自身独立的地位，又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为促进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牛津大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国家责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牛津大学对战争最大的贡献在于全民战争的总动员，英国参战的正义性是牛津大学高层人士论证的。除了参战的论证，牛津大学师生员工还直接入伍参战，驰骋沙场。据1920年的统计表明，英国共有600多万人参战，100多万人死亡，200多万人负伤，战争经费达到100亿英镑。牛津大学参战总人数为14792人，死亡2716人。英国有60%的牺牲者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牛津大学的牺牲者中有70%的年龄在30岁以下。^[48]战争期间，牛津大学校园再一次变成了军营（第一次为英国内战期间）。从1914年8月开始，牛津郡的第四营和贝克汉姆郡的步兵营不时地在牛津大学各学院驻扎。1914年11月，新学院（New College）接受了200名第七服务营的学员，1915年铜鼻子学院（Brassnose College）和基督教学院（Christ Corpus College）接收了皇家飞行大队的学员。^[4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牛津大学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战争中，牛津大学被当成安全之都，这里远离海岸线，德国军队难以空袭。牛津大学避免了德国的轰炸而被保留下来。“在1942年德国大轰炸的指南中，牛津被作为文化中心保存下来。”^[50]“卡车和火车将国宝不断地从伦敦和其他地方运往这里。在德国发起空袭之前，已经有2万名妇女和儿童被撤离到牛津附近的村庄。”^[51]战后统计表明，二战期间，牛津大学牺牲的人数为1819人，其中，有一个学院就牺牲了100人，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除直接充军外，牛津大学还利用其科学技术优势服务于国家和人类。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英国大学，在物理学、化学、海洋和环境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中，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许多成果都停留在实验室中，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没有能够为国家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牛津大学与政府的合作，自此牛津大学开始为国家科技发展发挥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战争首先促成了牛津大学与军用企业的合作，使英国在炸药、医药、致命性毒气的防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5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牛津大学的学者发明了盘尼西林，成为20世纪牛津大学科研人员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随后，抗生素医药产业蓬勃发展起来。

随着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牛津大学的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日益显著的作用。在入学条件上，牛津大学改变了在入学审核上往往存在各种“特殊”要求的传统，将学生的家庭背景排除在外，体现了社会民主、公平和正义的要求。在人才培养方面，牛津大学不但为国家培养领袖人才，而且也培养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包括文学、物理学、经济学、医学、化学、数学等学科领域的领袖。在其整个历史中，牛津大学培养了许多领域的杰出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