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时期，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还没有出现，但城邦似的王国在欧洲大地上数不胜数。英格兰和法兰西便是隔英吉利海峡相望的王国。 自古两国交往密切，人员往来频繁，王室通婚非常普遍。1167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与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关系失和，亨利二世便召回了在法兰西巴黎大学的学者和学生。归国的师生们自发地在牛津汇集教学，牛津大学的雏形就这样产生了。“在1188年，来自威尔士的历史学家杰拉尔德，召集牛津教师做了一个公众阅读报告会，在1190年，随着来自菲仕兰的学生埃默（Emo）——该校第一个英国海外学生的到来，牛津大学开启了它的传统的国际化教育。”^[2]与中世纪其他早期大学一样，牛津大学不是按照设计创建起来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形的。借鉴裘克安的观点：牛津大学的教学重点经历了经院哲学、古典学（希腊罗马文史哲）和现代知识三个阶段。^[3]根据对牛津大学历史的梳理，我们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学的概念，一般指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这一时期。牛津大学是在中世纪后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因为牛津大学仿照法兰西巴黎大学而建，故其最初的专业设置也跟巴黎大学相仿，有神学、法律、医学和文学。学习的内容是中世纪大学典型的学问“文科七学”（seven liberal arts ），其中“三学”（trivium）是拉丁文的文法、修辞和逻辑——旨在训练表达思想的能力，另外“四学”（quardrivium ）是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不久，又加上自然哲学（旧指自然科学）、伦理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

初创时期，牛津大学的教学重点是经院哲学。所谓经院哲学，是修道院或教堂书院里的哲学，其本质是神学，根本任务是用古希腊哲学为天主教的教条和教义做论证和辩解，基本方法是引经据典和思辨分析。因此，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牛津大学主要以神学和人文学科闻名。这个时期，牛津大学学生的入学年龄一般为14、15岁，教师用拉丁文授课。直到1454年，学生的学习一直是没有教材的，学生上课只能做笔记。考试方式采用公开答辩的形式，因为当时纸张笔墨还很稀缺，也无法印制试卷。学生在校学习四年以后可以获得学士学位，七年以后可以获得文学硕士学位。^[4]

正是因为以经院哲学为教学重点，中世纪的牛津大学是作为教会的附属机构而存在的，它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牛津大学校徽上用拉丁文刻写着大学的箴言：“Dominus illuminatio mea”（译为：主照亮或启发我）。这表明宗教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一种文明的力量和学者们对理性知识的不懈追求对牛津大学发挥了重要影响。只是到了后来，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勃兴，宗教才逐渐淡出牛津大学教学的中心。中世纪时期的牛津大学是英国经院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其人才培养活动的内容围绕着经院哲学进行。

到了13世纪，由于当地乡民与学生经常爆发冲突和骚乱，乡民们用围墙将学生隔离，促成了最初的学生集体宿舍的建立。这种形式被第一批牛津大学的学院所继承，学院便成为学生的寄宿舍。这说明一开始牛津大学是没有学生宿舍的，只是为了避免学生与民众发生冲突，才出现了学生宿舍。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牛津大学各学部都有了明显的发展，教学质量有所提高，这种学生住在寄宿舍里的形式也越来越普遍。“寄宿舍成为最常见的类型。它面向所有学生开放，除了那些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以及非常不喜欢交际的学生。”^[5]一个寄宿舍就像一座私人住宅，学院就以寄宿舍为基础建立起来了，作为一种制度，学院制随之产生了。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牛津大学开始走向繁荣。英国现代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创建院长布洛克男爵认为：“牛津能保持其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学院结构。”^[6]正是这种学院结构孕育出了独特的导师制教学，使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古老传统在牛津大学得以保留和传承。

学院的兴起对牛津大学的组织结构、教学管理、学生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它的发展、壮大甚至改变了大学原有的某些特征。随着牛津大学的发展，学院制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大学的基本结构形式。

“这个时期牛津大学举行的经院哲学的教学活动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修道院学校。中世纪的所有重要教会在牛津都有修习修士。牛津大学的首任校长（1224年左右）——罗伯特·格罗斯泰特，是位方济各会修士，林肯主教。作为经院哲学派神学家，他发展出一种科学方法，将贵族的逻辑学和天主教的正统观念融合在一起，也将光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现象引进了一种不再仅仅是玄学色彩的理论。随着格罗斯泰特的到来，一批伟大的方济各会学者来到牛津：罗杰·培根、约翰·顿斯·斯科图斯、奥卡姆。主要是他们，再加上默顿学院的一群研究数学的哲学家，使得牛津大学在中世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影响。”^[7]中世纪的牛津大学已经成为居领先地位的欧洲大学之一，其重要特性是大学与教会几乎融为一体，学校有大学教堂，大多数学院都有自己的礼拜堂。因此，牛津大学深受作为一切精神活动源泉的宗教思想的浸润，人才培养以神学和人文学科为主要内容，神学的教学与研究占统治地位。牛津大学古典而深厚的人文学科文化传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这个时期牛津大学迅速发展成为英格兰经院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便拥有1500名学者。这使牛津大学在全欧洲享有盛名，也使它在其发展中能够不逊色于欧洲大陆其他大学。

2.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

文艺复兴是指14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期，发生在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作为一种具有思想解放作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用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用知识为人谋福利，通过教育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个性自由。人文主义是贯穿文艺复兴的基本思想，文艺复兴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在英格兰，文艺复兴的到来则要晚一些，到15世纪末才开始。宗教改革是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大陆是从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开始，而在英国，14世纪威克利夫已开了宗教改革的先声，到1534年亨利八世国王正式宣布拒绝罗马教皇的控制，成立独立的英国国教教会，宗教改革宣告结束。

在这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并驾齐驱的社会变革运动中，牛津大学的世俗化渐成趋势。所谓教育世俗化，即“教育逐步摆脱宗教的控制，走向独立的过程”^[8]。主要表现为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很快，年入学人数从16世纪上半叶的300人左右增加到16世纪末的700余人，学生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大量世俗子弟涌入校门，世俗子弟成为大学学生的主体。“据统计，1575—1579年间，39%的牛津大学注册学生出身于绅士及以上家庭，这一比例到1580—1589年则上升到了41%，1590—1599年则更高达50%。”^[9]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牛津大学作为英格兰思想和学术的中心，最先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从而成为人文主义活动的中心。到15世纪末，很多到意大利学习的英格兰及一些英格兰以外的国家的学者将风行于意大利的希腊“新学”和人文主义思想带到了牛津大学，使牛津大学对古典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之风悄然兴起，古典哲学、古希腊文化进入了牛津大学课堂。但是，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基础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仍占据统治地位，支配着牛津大学的各分支学科。因此，牛津大学仍然坚定地维护传统的以获取普遍知识、理智训练为至高旨要的育人理念，宗教色彩依然很浓厚。它要求入校的学生必须信奉英国国教，每一位学生在跨入学校大门的时候，都要庄重而严肃地对着《三十九条信纲》宣誓，这样的排他仪式直到1854年才被最终废除。

在宗教改革和英格兰内战期间，英王亨利八世宣布解散所有天主教修道院，这对经院哲学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以后，牛津大学的课程也开始转向了古典学内容，16世纪大学章程规定的标准教科书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等人的著作，古典人文教育成为其典型特色，一直持续至今。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牛津大学以传播新学问、新思想著名。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牛津大学的课程设置转向了古典学。作为人文学科特色的牛津大学课程体系成为典范，人文传统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继续支配着牛津大学的人文学科，牛津大学坚持以古典人文学科知识教育为核心的自由教育观，将保存知识和训练理智作为最主要目标。这个时期牛津大学的学院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各学院拥有土地、产业、基金，在经济上和教学上独立自主，院内事务由院士们所选举的院长主持。大学本部只是各学院为了进行考试、授予学位、维持学生纪律以及协调学生与市政当局之间的关系而成立的联合行政机构。

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坚守人文传统，培养精英人才，主要是培养传统的神职人员和领袖。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传统意义上的英国绅士的培养。在人才培养和知识探索的内容方面，它坚持探索和传播普遍学问，始终以神学与古典人文主义知识对学生进行精神和道德上的教化，负载虔诚的宗教道德使命。

3.工业革命时期(www.daowen.com)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拉开了资本主义的序幕。18世纪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也迅速发展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在高等教育方面，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使得以古典人文学科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发生了越来越激烈的矛盾，这种矛盾要求大学进行变革。然而，这时的牛津大学却没有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科学与技术教育在牛津大学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仍然固守着以古典人文学科知识教育为核心的自由教育理念。

工业革命初期，在英国出现了社会需求与牛津大学教育尖锐对立的局面。一方面，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具有资本主义思想观念和工业生产所需要技术的新型人才；另一方面，牛津大学坚持以古典人文学科知识教育为核心的自由教育观，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无法紧随时代的变革与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在教学内容上，依然固守古典课程，古典学科和经院知识在课程中仍然占据核心位置。在牛津大学，人们固守的观念是，古典知识对每一个人都是绝对必要的，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心智训练，是打开智力之门和获取知识的唯一道路。它尤其强调教育是为了提高修养，学习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特别是1642年至1651年英国内战期间，牛津大学作为保王派的基地，在内战中成为国王的避难所，许多学院被占用，学生担任了国王的卫队，学校的教学工作难以正常开展。由于陷入这场政治斗争，牛津大学的教育在社会变革的洪流面前止步不前，由此开始走向了衰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牛津大学的衰退迹象更为明显。这可以从学生人数锐减上得到反映，1645年的入学人数只是10年前的十分之一。 “1680—1690年，牛津大学的年平均入学人数是321人；在下一个10年中，这个数字降至303人；18世纪情况变得更加严峻，牛津大学大部分年份的入学人数都在300人之下，而在入学人数最低的1750—1790年中，有一年的入学人数只有182人。”^[10]

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使英国成长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需要大学培养科学创新人才，人们期待大学走近社会生活需要的心声更为强烈。在巨大的外部压力推动下，在捍卫古典学科核心地位的同时，牛津大学开始审慎地设立自然科学讲座，使学科范围有所扩大。

从18世纪起，牛津大学远离政治纷争，开始有限度地接受科学，先后设立了植物学、化学、实验哲学、临床医学、解剖学、诗歌、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等教席，还创建了自然图书馆及天文台，几何教授哈雷预测了彗星的回归日期。19世纪中后期，牛津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进一步扩展。1850年，成立了自然科学系、法学与现代史系、数学物理系，使相关学科专业取得了独立的地位。1866年，牛津大学允许学生可单选上述学科专业进行学习，取得学位，改变了将上述学科从属于古典学科的传统。新学科的设立和加强，带动了一批博物馆、实验室的建设。1872年，牛津大学建立了英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克莱伦顿实验室，标志着牛津大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科技教育真正进入了牛津大学，极大地推动了其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在宗教信仰的要求上，牛津大学也逐渐放宽了限制，到1868年，牛津大学的职位和各学院院士的职位对所有的申请人开放。1871年的《考核法》废除了对获取学术学位者的宗教考核，规定不信仰国教者能攻读硕士学位。

从1878年起，牛津大学相继成立了五所女子学院，包括以亨利七世的母亲名字命名的玛格丽特夫人堂、以杰出的女数学家萨默维尔名字命名的萨默维尔学院、圣休学院、圣希尔达学院和圣安妮学院。^[11]牛津大学还成立了“女子教育协会”，以促进女子教育的发展。牛津大学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揭开了女子高等教育的面纱，为女性走向大学打开了方便之门。

总体而言，工业革命时期，牛津大学的发展开始并没有与工业革命同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课程设置都在坚守着古典的人文传统。在外力的推动下，牛津大学发展了自然科学，并将其逐渐融入古典主义的教育传统之中，为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融合奠定了基础。

4.现代化时期

牛津大学的现代化过程始于工业革命后期，但其现代化的真正转型还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 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牛津大学采取了很多现代化步骤：非宗教化，不信英国国教的人也可攻读学位；非贵族化，学生阶层构成趋于平等；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学科范围的扩大和交叉，科学和历史迅速成为可以和古典学和数学同等重要的学科；资金集中，形成由大学当局提供薪金的教授体系，为高级教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男女平等”^[12]。这些现代化的举措有的是自主选择的，有的却是外力推动的。不论其动力来源如何，它们促进了牛津大学现代化的实现。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对大学教育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作为英国的文化中心、高等教育摇篮的牛津大学，在初步完成了现代化进程后，在人文、自然、历史乃至哲学等方面迅速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地位。在这个时期，牛津大学一直致力于追求卓越，始终坚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经济发展缓慢，落后于美、日等一些国家，公众将此归因于古典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过于单一，要求大学适应社会需求，调整培养目标。牛津大学顺应潮流，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坚持培养领袖型人才的传统，以培养领袖型人才为基调，向多元与全面的方向发展，在“继续维持政治领袖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又注重了新型学者的培养，包括在培养人文学科人才的同时注重培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13]。领袖人才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和领域，牛津大学力图培养各行各业的领袖人才，不仅要培养大批政治领袖人物或政治家，以及工商界领袖人才，还要培养更多的文学、物理、经济、医学、化学、数学等各学术领域的领袖。诺贝尔奖得主、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科学院院士的培养也成为牛津大学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近些年来，就读牛津大学的本科生人数在文理比率方面较以前有了变化，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人数差别不再如以前那么悬殊。男女平等是高等教育民主化的标志，牛津大学在现代化过程中致力于男女平等。1878年开始设立了女子学院后，1920年开始招收女生，1974年有5个男生学院开始招收女生，此后，38个学院都修改了章程，同时招收男生和女生。^[14]

2000年，牛津大学将自己的使命陈述为：“牛津大学的目标是：在教学和科研的每一个领域都达到和保持卓越；保持和发展作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地位；通过科研成果和毕业生的技能而造福于国际社会、国家和地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大学致力于：适应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发展的需要，与广大学术界、专业界、工业界和商业界建立密切联系，为教师从事创造性的研究提供设备和支持，以使牛津取得杰出的研究成果；建立教学与研究环境的富有成效的联系，促进具有挑战性的、有活力的教学，通过导师制和小组学习促进思想交流，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和科学收藏物资源，培养毕业生在全国和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保持并充分利用各独立学院的优势，通过提供富于激励作用的、多学科的学术社区促进学生智力和人格的发展，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支持服务加强大学的学术生活；从英国和国际上吸引高素质的学生来牛津大学学习本科生、研究生和继续教育课程，积极拓宽招生渠道，吸收多样化背景的学生，并为牛津及更广大的地区提供更多和更加多样化的终身学习机会。”^[15]这可能是关于牛津大学使命最全面、最严谨的表述。2004年8月6日，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麦克米伦在出席“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时，用简洁的话语道出了牛津大学制定的新的发展战略规划目标，那就是：“继续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并且在2020年使牛津大学成为真正区别于其他精英学校的大学，使牛津在本科生教育、学科建设、科研和为社会服务方面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特点。”^[16]

除了卓越的发展目标，在科研实力和科技文化产业资源方面，牛津大学也是声誉卓著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举世闻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它的二十卷《牛津英语词典》享誉全球；牛津大学出版社完全由牛津大学所有，出版社每年为大学盈利7000万英镑，形成了独特的大学文化产业。牛津大学还是世界上图书馆最多的高等学府之一，拥有100余座独立的图书馆，累计藏书600多万册。牛津大学有4个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即阿什莫利思博物馆、大学博物馆、皮特河博物馆和科学史博物馆。牛津大学的科学研究资源丰富，拥有数学科学、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多学科丰富的学术资源，其中，数学科学主要包括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科系；物理科学主要包括物理、化学、工程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等科系；生命科学主要包括生物化学、生物科学、实验心理学、生理科学、地理学等科系。这些学科资源为牛津大学奠定了深厚的科学研究基础，是培养精英科技人才的摇篮。牛津大学拥有巨额的科研经费，如2001—2002年度，牛津大学共获得2.2亿英镑的研究经费收入，到2008—2009年度则达到3.2亿英镑，占总收入的40%，^[17]是研究经费最多的英国大学。

牛津大学还是富有创新力的大学。2001年6月，牛津大学被英国媒体评为“英国最具创新力的大学”。它的科研产业和技术转移规模庞大，质量优越，并和许多国际企业有着广泛的联系。牛津大学每周都提出新的知识产权申请，创办了40多家科研企业，企业总市值达20亿英镑。牛津大学拥有一流的教授和研究人员队伍，鼓励师生直接参与科学研究和新创企业的合作项目。此外，牛津大学十分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1997年，牛津大学成立了ISIS创新科技公司。该公司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以把牛津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为主要目的，专门负责把牛津大学的科技成果介绍给工商企业。正因为如此，牛津大学的教授说，我们大学的钱不会过多依靠政府，我们的出版社和科技产业为我们赚了不少钱，将来会赚更多的钱，来支撑我们大学导师制的有效实施，来实现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的梦想。^[18]

牛津大学的教学研究力量十分雄厚，在其教师队伍中，有83位皇家学会会员、125位英国科学院院士。在物理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医学等领域，它都名列英国乃至世界前茅；它的固体物理、高磁学、激光研究、基本粒子研究和大气物理学等领域均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物理系的克莱伦顿实验室在世界核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引领方向。

20世纪中期以来，牛津大学不仅在文理基础科学而且在应用科学研究中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在生物医学领域，自从弗雷明发现青霉素后，40年代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弗罗里和蔡恩就将它投入临床应用，因此，3人共享诺贝尔奖。1955年，牛津大学的爱德华·阿布拉罕发现抗生素，后来在医学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牛津大学还致力于将分子生物学应用于临床，将核磁共振原理应用于医疗诊断，在发现人体的免疫力系统和应用基因工程技术于临床问题方面，牛津大学发挥着领导作用。在环境科学领域，牛津大学的研究涉及森林史、气候变化、遥感、土地利用、野生动物保护、家畜管理、污染、腐蚀、沙漠侵蚀等众多方面。在地球内部动力学、陆界变形研究、低温处理和古生物学等领域，牛津大学成就卓著。牛津大学数学研究所在许多数学分支学科研究中居于世界前列，计算机科学研究在国内外亦有很高地位。在蛋白质、新型无机材料合成、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方面都有重大成果问世，并在化工、医药、微电子工业等领域推广应用。

总之，完成现代化转型后的牛津大学一直坚守追求卓越，在人才培养方面，坚守精英教育传统，为国家和世界培养精英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全力营造一种有助于创造更加卓越的学术成就的和谐的学术气氛、融洽的交流空间；在服务社会方面，致力于为国家和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维护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