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讲职业的成功，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在职业能力上，较少关注职业道德，成功明显依赖于职业能力，道德似乎只是个摆设。因之，相对于德性而言，功利主义者更认同才性，尤其是在讲究实用的领域。三国时曹操曾多次面向全国发布求贤令，公开宣言有道德的人未必能力卓异，有能力的人未必品行高尚，而宁愿暂时忽略道德而选拔确有能力者。当然，曹操所指的能力有其特定的指向，主要是治国平天下的谋略和本事。曹操的观点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他很明确地认为德与才难以兼容。这个观念自有其合理之处，尤其是从经验、从实际出发来观察人物，确实如此。但我们如果仔细来深究，就会发现道德和能力并不相悖。

能力的发挥以必要的德性为前提。从宽泛的意义来讲，德性涵盖平静、节制、勇气、沉稳、大度、果决等。一个人能力的有效运用，除了受制于客观条件外，还与自身的德性息息相关。苏轼评论西汉的天才政论家贾谊，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以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苏轼叹惜贾谊身具王佐之才却无法尽其用。贾谊不得其用的缘由，在苏轼看来，也不能全怪守旧派的攻击和排挤，贾谊自己要担负更大的责任，他为人量小，不够坚忍，经不起暂时的挫败，所以，最终自己把自己给耽搁了。棋手林海峰以二十三岁之年进入日本名人战的决战，大赛之前他患得患失，心性不定，他的老师吴清源并未从棋术上予以特别的点拨，只是赠以“平常心”三字，要林海峰放下得失，以平静的心态对待棋赛。“平常心”的体会和领域赋予林海峰以足够的定力摆脱输赢的纠缠，而能更好发挥棋技。放到任何一个职业中，差不多也都是这种情况，德性不够，能力受限。德性好比公路，能力好比汽车，路如果狭窄、不平，车即便性能一流，也跑不起来。

进一步说，能力和德性在很多时候相互交融，难以区分，德性已经深深地内化于能力的行使、运用中，能力与德性高度重合。就好像食材与佐料经过厨师的妙手烹饪，味道已然合一。譬如创新，今天我们社会各界都已认识到创新能力的不足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之寻思创新能力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如何被汩没以及创新能力究竟该如何被激活和培养等；创新非但是一种能力，同时也是一种德性，因为创新意味着挑战和打破既有的规范、条件、惯例或者观点、理论等，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挑战”是难以发出的；如果怕出头，怕出错，顾虑重重，“打破”是难以进行的。所以，与其在创新能力的培养上花心思，倒不如考虑如何令年轻人释放出勇气，敢以无所畏惧的姿态奋然尝试，能力在勇气的激发下便会逐渐变得成熟、稳定；反过来也一样，能力的有效发挥也会使勇气有了基底和凭借，不再是盲目的和冲动的。耐心，无疑也是为许多职业所必需的德性，尤其是在创业中。有人说成功是“熬”出来的，一个“熬”字就点明了创业并非倚马可待、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坚守和执着，需要在时间中的淬炼和打磨——这是更为关键的能力。(www.daowen.com)

最后，我们还可以说，能力唯与德性结合起来，把能力用于道德的方向上，以实现更大的、更广泛的善，才更有价值，更可贵。当然，孤立地来看，脱离道德的才能，也有它的不容抹杀的价值。西晋文人潘岳丰采超群，富于文学才华，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学家，可他趋炎附势，谄媚权贵。元好问写诗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觉得文章有失真的地方，不能完全反映出作者的为人，很难相信望尘而拜的潘岳居然写得出高雅有情致的《闲居赋》。尽管元好问鄙薄潘岳其人，可还是禁不住流露对潘岳文学才华的欣赏。某些道德品质可能恶劣的人但在某些方面有过人的才华，也能引起人们的垂爱。足球场上有许多带着“坏小子”、“恶人”标签的运动员，他们不守规矩，行为粗鲁，脾气暴躁，桀骜不驯，身上有诸多不合职业道德之处，但天赋惊人，当他们在场上表演、带来精彩的比赛时，也会让观众暂时忽略其品行而嗟赏其球技。不过，人们对偏离道德的才能，更多的是一种惋惜。惋惜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期待，期待能把才能和道德结合起来，把天赋用在“正道”上，带来道德的后果。与道德匹配的才能，才能加璀璨夺目。试想，一个天才的科学家，穷其毕生精力做研究，以造福于人类，无疑会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仰。

所以，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不能简单分开，好像德、才如鱼肉和熊掌一样难以兼得。实际上，职业能力的发挥必须以职业道德为前提，很多时候职业道德就是为职业成功所必需的能力本身，而且职业能力只有与职业道德结合起来，其发挥和行使才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