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造成观念的重新调整，像平等、自主和公平之类的价值取向，就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价值观的调整，也促使道德的变化。

其一，道德由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这就是说，现代社会比从前更加重视公德了。

“公德”这个概念，最开始由梁启超从日本引入国内，并视为造成中国积贫积弱局面的国民性上的原因。梁启超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4]而在今天，我们把公德定义成公共领域内的道德规范。

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明确区分是一大标志。两个领域究竟该如何区分，当然可以有许多争议，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随之调整^[5]，但必须区分并无疑义。也就是说，区分是肯定的，至于怎么区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公共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前两年，杭州图书馆的一个举措感动了中国。馆方在开放时间内，接纳所有群体，来者不拒。有一些衣衫褴褛、浑身肮脏的城市流浪者、拾荒者也进图书馆休息、上网，有嫌弃这类人的，认为其形象与图书馆不符，也不以阅读为进馆目的，但馆方一视同仁，绝无歧视，任其进出，其理由是无权拒绝。馆方的做法，很好地坚持了现代社会中公共场所公有、共享的开放性。

公共场所既然是开放的，为人所共同拥有和使用，自必有其秩序，有其利益，也必然要求维护公共秩序，尊重公共利益。这两点就构成了现代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我们从这些年的社会变迁中明显感受到，人们对公德的需要和重视渐成共识。这并不是说社会的公德水准已经很高，而是说，人们对曾经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有悖公德的现象，已不再置若罔闻，安之若素，而针对具体现象，形成舆论，引起大众关注和探讨，促成共识，以资改善。像依照红绿灯的指示过马路，是人人皆知且应遵守的交通规则，但集体闯红灯过马路的情形在中国各地极为常见，具有普遍性，所以出现了“中国式过马路”的概念，用来指称此类集体违反交规、不守公德的现象。“中国式”这一提法，正好说明了站在客观立场上的大众对此类现象的反感和批评。还有大妈们跳广场舞，制造噪音骚扰他人，社会舆论对广场舞扰民的调侃和抨击就一直不断。诚然，社会公德水准的普遍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随着公共领域的复杂化和扩大化，公共空间的失序对所有人是不利的，这一点反过来也会促成大众公德意识的觉醒。

而且，人们对公德的认识也更加深入。现在多把公德区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的公德，即不违反社会规则，不损害公共利益，这是防范性的，主要是自觉避免自己的行为有可能给他人、环境带来负面效应；积极的公德，即主动维护社会规则，努力增进公共利益，这是进取性的，主要是通过个人的作为给他人、给环境带来正面效应。不管哪一类，均体现出公德的精神核心，即尊重与己没有关系的陌生人。无疑，当社会变得崇尚平等的时候，对他人的普遍尊重就是应有之义了。

其二，道德由圣人标准向常人标准下移。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重视道德的下限而不是上限。于是，“道德底线”这个概念就被大众所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有鲜明的人本特征，“做人”就是个大问题，也是门大学问。冯友兰说：“在道德方面，及理智方面均完全底人，即是圣人。照着圣人的标准‘做’者，即是‘做人’。”^[6]向圣贤看齐，希圣希贤，以道德的上限来要求，是传统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者的自我期许。像晚清名臣也是大儒的曾国藩，说过“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句话完全排斥“圣贤”和“禽兽”两者之间的类型，就是个典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贤人君子作为精英，作为社会的治理者，承担着教化民众的使命，理应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论语》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贤人君子若是道德高尚，便有风行草偃的效力，进而带动整个社会道德的好转。这种对准上限的道德要求，其逻辑是基于君子与小人、圣人与常人的德性等级上的差异。

前面说过，社会转型的价值调整方向，就是追求平等和自主。平等意识增强所带来的道德变化，就是不再认为道德要求对人是一样的；自主性增强所带来的道德变化，就是排斥道德上的被动影响。如果道德要求对人应一个样且排斥道德上的被动影响，那就不可能在道德上限的水平上达成共识，因为用最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所有人，力所不能逮者自会巧饰，这就造成伪君子的层出及假道德的盛行。所以，只能在道德的下限水平上达成共识。所谓道德的下限，就是现在常说的道德底线。

例如，要求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说真话，这近似于圣人的道德，难以普遍做到。但如果允许人，在不便说真话的时候能够保持沉默，能够不说话，至少使人避免了说谎，避免滑落到不道德的地步；换言之，人至少恪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而守住底线，是人人皆能行的，也是应该行的，虽然说不上有多么高尚，但绝对自止于堕落。所以，底线道德对准的是道德的下限，乃常人的道德。要求人一定要见义勇为，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有点勉为其难，而要求人不必一定挺身而出，但至少不能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则是可行的。要求人一定要伸张正义、打抱不平，这是高标准，但要求人一定不要昧着良心告密、揭发，这是必须做到的，否则就有违道德底线了。

总之，基于平等和自主的价值观，现代社会为道德设置了人人应行及可行的底线，这是一种以常人为规范对象的最低标准的道德。

其三，道德由超越世俗向公平合理转变。(www.daowen.com)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陈义较高，有时候甚至是超越世俗的。如孟子主张“舍生取义”。诚然，这是孟子的假拟，有意把道义和生命放在尖锐的、不兼容的情境中，以此强调道义高于生命，并非看轻生命的价值。但道德唯有摆脱、超越世俗的考虑，才有崇高性，这是无疑的。这种道德，有伟岸的姿态。老子主张“以德报怨”、“取而不予”，是要人效法大道，无所不容，以宽宏的气量承受一切，不必斤斤计较于恩怨相报的凡俗、琐细的公平。这种道德，有博大的气象。无论哪一种，都是令道德拉开与世俗的距离。

但在现代社会，市场的因素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占据着中心的位置。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与市场这个因素息息相关，道德也不例外。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交易公平。只有坚守公平，才能降低交易的成本，增加效益。换言之，公平是经济交易有效展开的前提。同时，公平也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基础，为区分道德与不道德提供了明确可行的标准。公平不一定就是道德的，但不公平绝对是不道德的。

我们可用现代社会流行的体育比赛为例来说明。

多年前我们总是把“发扬风格”和“比赛”混为一谈，以为“发扬风格”才是高尚的体育道德，如果只盯着比赛的输赢，心眼就小，境界就低。这点抽象来看，当然是不错的，不过在实际中按照这个思路来比赛，很多情况下“风格”不但“发扬”不出来，而且很容易弄得输赢双方都很不愉快，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对比赛规则的理解和尊重，缺乏对公平的认知维度。因为，唯有公平比赛，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发扬体育风格。如两队踢球，甲方球员受伤倒地，裁判并未吹哨暂时中止比赛，乙方占有人数上优势，可以趁此机会展开进攻，这是合理利用规则，谈不上高尚，只不过很明智。但如果乙方自己主动放弃进攻，等待甲方球员恢复正常，这就是“发扬风格”。所以，竞争领域也有道德，绝不是输赢至上。只不过，竞争道德的成立离不开公平这条底线。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规则所赋予的优势却主动放弃，这就体现出对比赛、对竞争者的尊重，体现出真正的风格，也就是道德。

【注释】

[1]见阎云翔文章《社会陷入“道德危机”?真相没那么简单》，本文参考其相关论述，该文网址：http：//culture.ifeng.com/c/7m5TjmpohJ4。

[2]易中天《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74页。

[3]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4]转引自陈弱水《公共意识和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页。

[5]如美国学者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就举例说：“同性恋和宗教信仰过去曾受到公共领域的规限，现在则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然而婚内强奸和残害幼年子女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干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

[6]冯友兰《新世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