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逐渐从熟人关系转到以生人关系为主导，从群体取向转到以个体取向为主导，从人情逻辑转到以市场逻辑为主导，价值观念不会固步不化，也处于不断调整中。

其一，以生人关系为主导的社会，势必推崇平等这个价值。这里所说的平等，即无差别。

在以熟人为主导的社会中，最基本的待人方式是“内外有别”。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把人大体分成内、外两类。内，是自己人；外，是陌生人。人不同，对待的标准也不同。对外人，原则上不用承担什么责任，所谓“休管他人瓦上霜”；而对自己人，则关照有加，什么都好说。所以，传统社会中盛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盛行裙带关系等。当然，对自己人什么都好说，同时也有可能是什么都不好说，因为既然是自己人，也就不需要避忌什么了。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曾回忆他与山东军阀韩复榘的交往：韩复榘自入伍起一直追随冯玉祥，备受冯玉祥的器重，冯玉祥将韩复榘视作自己人；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韩复榘公开反对冯玉祥的军事部署，冯玉祥向来以家长自居，治军严厉，当场发怒，令韩复榘跪在会场外的墙根下，散会后余怒未消，还打了一记耳光，才说“起来吧”。韩复榘受不了如此羞辱，便率部脱离了冯玉祥。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在冯玉祥看来，韩复榘受他提携，又是亲信，当众罚跪，打耳光，确实是难看了点，可这是把韩复榘还当成自己人的表现，就像兄长责罚不懂事的弟弟一样，出发点是教训他，否则处罚就不是打耳光这么简单了。可见，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对自己人，尽管所持的标准不一，态度有异，但实际上都缺乏对人的必要的尊重。

在现代社会，“内外有别”的价值原则已渐远去，逐步过渡到对人的无差别的状态。当然，现在我们社会中还存在有一定程度的“欺生”的现象：有的旅游城市的出租车行业经营不合规，利用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信息不对称，有意欺客、宰客。还有的对本地人是一个价，对外地人、外国人又是一个价，搞双重标准等。我们对此深恶痛绝，而城市的管理者也没有不下力气来整治这类乱象的，这其实还是对“无差别”原则的认定。

无差别，即用同一种标准对待人，不管他是自己人还是外人，是熟人还是生人。标准既同，显而易见，主张的是人人平等。不过，必须指出，人人平等并非泛泛而论，它自有其具体内容——每个人都必须被同等地尊重。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尊重和善待陌生人，不但是明智的，更是文明的。

其二，以个体取向为主导的社会，势必推崇自主这个价值。所谓自主，就表现在个体对其自由意志有高度的自觉，而把自我当成思维和行动的独立的主体，在自我之上、自我之后再无更高、更先的力量。

但在传统社会中，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和支持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我们所熟知的，在法律上，是青天大老爷为草民做主；在婚姻上，是父母为子女做主。个人甚至都不具备对自己身体的主导权，儒家经典《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这种理论下，人爱护自己的身体，不是基于自重，而是出于孝顺。就连个人的隐私，也最好主动向他人敞开。明清儒士惯用日记来修身，记录当天的思想动态、心理活动，督促自己弃恶向善，不断接近动机纯粹、心地安然的道德境界。这个日记并非只对自己开放，并不视为不可对人言的内心私密，很多时候在同道间相互传阅，把外人引入一己之隐私世界，尽管这种做法是为了磨炼、提升个人的道德意识，但无疑是把隐私看作须用外力来严厉监督的不纯的东西，须付诸公众，袒露出来，如此才“诚”，而不是作为构成自我的独立性的一个核心因素。

现在我们个体的自由活动空间不断扩大，无论是婚姻、就业还是生活，个体应该成为选择的主体，至少在观念上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www.daowen.com)

拿婚姻来说，近四十年来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观念发生巨变，以前把婚姻大多理解为“过家”，是到了一定年龄阶段必尽的义务，“凑合”就行；而在今天可能更多地建基于情感、价值还有生活方式的合拍之上，如果分歧很大，坚持独身的也不在少数。以前把离婚看成是件很羞耻的事，婚姻的稳定与社会空气的相对保守有关，近些年中国人的离婚率逐年上升，婚姻好像不稳定了，但要看到，这也是人的自主性增强的必然结果，人们对非心仪的婚姻，敢于放弃，而不愿像父辈们那样将就。

再如，像“我的生活我做主”之类的题目，就拍过同名的影视剧，出过同名的书。这反映出在个体取向的社会转型中，反对被干预，要求自主权，乃日渐滋长的社会需要。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对“巨婴”的反感。所谓“巨婴”，特指那些心智不成熟、惯用类似于婴儿般哭闹撒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成年人。此类人，在公共领域，无视社会规则，罔顾他人权益，任性妄为。社会对这种现象的持续关注和深入讨论，与其说是批判“巨婴”们长不大，倒不如说是期待“巨婴”的绝迹，期待其能理性起来，换言之，期待人的独立与自主。

还有，人们对个人隐私逐渐重视起来，保护隐私，警惕被滥用，防止被外部力量不合理地介入，这在新一代中已形成自觉意识了。对隐私的在意和保护，意味着人们认识到隐私应为个人不能被外界干预的内在世界，隐私的存在确证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其三，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社会，势必推崇公平这个价值。

市场经济非但是一种经济模式，其背后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价值前提。否则，市场经济无法真正建立起来，从而总处于“萌芽”状态，停滞不前。市场经济是交换的经济，而交换要想发生，交换之双方必须是独立的个体，且以所换之物乃各自所有，同时是等价交换。一言蔽之，市场经济需要人格独立、承认产权以及交易公平。也就是说，公平实际上是依托于“人格”以及“私有”这两大要因。没有这两者，公平的原则确立不起来。没有公平，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古希腊、古罗马步入文明社会，就是由于社会生产中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特别是私有制的成熟，导致原来的社会形态解体以及国家的出现。而对于东方亚细亚社会，马克思认为解开其秘密的关键点在于不存在发达、成熟的私有制。

中国传统社会当然承认私有，但对私有的认识没有成熟到神圣不受侵犯的程度。这不仅是有强大的王权高高在上，对私有财产予取予夺，更在于一般大众在观念上也没有把私有财产视作个体人格、自由意志的物质基础，甚至把执着于财产的私有看成是通向更高精神境界的现实障碍。因为，所谓“私有”就是明确“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一旦执着于此，那么“我的”和“你的”就无法上升成“我们的”。所以，能够超越私有，不局限于“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而以“我的可以是你的，你的可以是我的”的“通财”的方式来处理彼此关系，意味着一种更高尚的人生境界。清代小说《儒林外史》里写过一个叫权勿用的伪高人，此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上——“我和你至亲相爱，分甚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尽管作者吴敬梓对权勿用这个人物充满着讽刺的笔调，但权勿用的这句话颇为典型，揭示了传统社会中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唯有在财物上打破私有的界限，才能够表现出彼此“至亲相爱”的情分，才能达到道德的胜境。

而我们现在越来越习惯“分彼此”了。例如，日常生活中朋友聚餐，实行AA制，这个从前被认为是“不近人情”的模式如今也逐渐被广泛接受。这个模式，看似待人“生分”，可尊重了彼此的尊严——不使人无端欠下人情债；保护了彼此的情感——没人占便宜；更重要的是公平——每个人都出了他该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