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四十年以来，随着对外与世界主流的接轨、对内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以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力度转型，它的今天与昨天已相去甚远，说日新月异亦不为过。如果要总结这一转型的特征，我们可用以下三点来概括。

其一，社会从以熟人关系为主转向以陌生人关系为主。

传统社会，基本上是个以熟人为主导的社会。所谓熟，主要指的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深受血缘、地缘等先定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彼此之间自然而然就大有“关系”，而非漠不相关者。以血缘来说，亲戚的亲戚还是亲戚，一表三千里，血缘的延伸性编织成一张无穷无尽的网络，把人笼罩于其中作为网络的节点，在血浓于水的观念的作用下，使得节点和节点彼此相关，无所摆脱。更有甚者，由于血缘关系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使陌生人的关系建构也以血缘为参照系，结成一种类血缘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很多干亲，有异姓兄弟，我们把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组织内部的良好氛围，形容为“好得像一家人”。就连“国”，最后也要落到“家”上，所以，我们把政治共同体叫作“国家”。我们习惯于从“家”的角度去审视和判断社会，即使有性质上的不同，我们也认为是“大家”和“小家”、“公家”和“私家”的区别。在以熟人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中，彼此皆为熟人，同在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知根知底，所以我们会不看僧面看佛面，怕难为情，凡事不为己甚。

蒋梦麟《西潮》一书，回忆19世纪末其浙江家乡的社会风气，说：“一般而论，大家都忠实可靠，欺诈的人必然受亲戚朋友一致的唾弃。”揭示了典型的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点。人们的淳朴、诚信，与其说来自于天性，不如说是来自于“熟人”们无形的“监督”，因此不敢过于放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面貌大不同于既往，可是中国社会的“熟人”性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甚至还有所强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被各种各样的“单位”所分割，个人是通过进入单位、依托单位、附属于单位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拥有身份及地位。单位，就有其伦理意义，诚如易中天所言：“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还可以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2]

不过，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是日渐向以生人为主导的方向发展。社会有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性，人的流动愈发频繁，往往打破血缘、地缘等前定因素的限制，更多地按照利益、兴趣等后天因素来自由结合。以邻里关系为例，过去人们认为“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关系好像自带一种天然的情感，彼此守望相助，互帮互扶。今天城市里的小区，即使住上好多年，邻居间互不认识的情况也不罕见。“串门”在以前可能是联络情感的最好方式，而在今天很难再受欢迎，甚至还有可能被认为是介入他人的私密空间。民营企业的兴起和发达，国有单位的改革和用人机制的转变，令“单位”也逐渐褪去其伦理色彩，而越来越理性化。

其二，社会从群体取向转向个体取向。

在传统社会中，人首先是为他的家族而活着。他存在的价值就在能光宗耀祖，与此相应的，人最不堪的行为就是对不起列祖列宗，辱及先人。祖宗、先人，是一个人安身和立命、荣耀和价值的基础。所以，对一个人最大的羞辱，不是针对其个人，而是针对其祖先。鲁迅曾考据过国骂——“他妈的”——的来龙去脉，痛感“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3]，这也正好说明：荫庇于家族的个人，还不够骂，唯有家族，骂起来才解气；家族大于个人。(www.daowen.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取代“族”成为最大、最重要的集体，对集体的认同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集体主义被明确上升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精神。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是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集体既然成为本位，个人就应从检讨自我的内心入手来自觉增进集体感，如“从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等，通过不断的反省和自律，促使自身减弱对“自我”的考虑而增强对“集体”的关切。人们还用“大河”和“小河”的关系来比拟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像“大河没水小河干”，就强调的是集体先于个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一般会强调：这是领导的高屋建瓴在先，同事的通力协助在后，至于他个人并没发挥多少作用。这并非是故作谦逊，而是文化使然；在群体至上的文化环境中，成熟的人绝不会昏聩、狂妄到把个人置于集体之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就很明显了。所谓个体化，就其方向而言，即个体成为权利与义务、责任与利益等的主体。不过，对从群体中逐渐独立出来的个体而言，最初的明证就表现在关注个人的需要，正视个人的欲望，争取个人的幸福，保护个人的生命，并且认为这是正当、合理的。2003年有个网名叫木子美的女性在网络上公布其私人情感经历，引起当时舆论的热议。其人倒是很坦然，对迥异于传统的做法并无多少顾忌，理由就是身体归其所有，怎么支配是自己的事。2008年有个后来被称为“范跑跑”的中学教师，在汶川大地震时，放弃正上课的全班学生，独自逃生，尽管备受舆论的谴责，这位教师仍然坚持他不准备为除了他女儿之外的任何人牺牲自我。就人生理想来说，诸如“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等此类宏大、高远的志向，比较少见了，而更愿意追求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兴趣、生活方式，还有“成功”等。2015年，一个河南女教师潇洒地以“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声音辞职，响彻整个网络世界，她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其三，社会从人情的逻辑转向市场的逻辑。

在人际关系的建构上，传统社会认同“化生为熟”，拉近距离，把关系私人化。儒家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儒家认为社会关系主要有五种，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种关系，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基本上是私人关系，君臣关系虽属于公共关系，但也以私人关系为参考标准。君相当于父，所以有“君父”的说法；臣相当于子，所以有“臣子”的说法。在这种伦理系统的主导下，人际关系的建构，是把陌生人尽量向熟人的方向发展。

这种做法，一则可使人际关系因“熟”而“亲”，相处温暖、贴心、愉悦，满足了中国人世俗生活中对情感价值的需要；二则因“熟”而“活”，具有强大的实用性，今天更将此视为所谓“人脉资源”。如果拥有丰厚的熟人关系，彼此联络，便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到处有交情在，貌似森严、僵硬的规章制度则成了一纸具文，关节皆可打通；再狭小的缝隙也可有巨大的活动余地，办事自然方便起来。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有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人情大似圣旨”——人情的力量比王法都还要大，很好地点出传统社会中人情至上的特点。

在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中，相对而言，倾向于把人情、关系放在一边，更讲求非私人化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则，规则认同要大于人情认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举过事例：他观察到有农民宁愿跑很远的路，费很大的劲儿到镇上的集市去卖农产品，也不愿省心省力就在其家附近卖。何以故?因为附近都是熟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好意思讲价钱，也就是不好意思把“熟人”当成陌生的“顾客”。集市上则不然，人们来来往往的，相互不认识，便于讨价还价，用不着迁就熟人熟事的关系，只要彼此觉得公平即可。费先生举出的事例，很好地说明了人情与市场机制方枘圆凿。随着市场经济走向纵深，市场里内涵的运作逻辑也向社会其余领域扩展。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在它眼里，所有“人”都一个样，不再有亲疏、远近、贵贱、高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