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在传统文化中有个大命题,叫“义利之辩”,就讨论的这个。利益是个内涵模糊的概念,狭义的利益,主要是以钱为核心的经济利益;广义的利益,则可囊括名声、生命、幸福等诸如此类人们最为关注和珍视的价值物。
首先,我们说道德高于利益。
《礼记》有言:“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钱财和生命,从广义上说,都牵涉到人的利益。儒家的观点是:钱财摆在眼前,不要随随便便就拿,自个儿得先在心里好生掂量一下,看该不该拿。看到钱不假思索就下手,乃本能反应;寻思该不该,为义人的境界。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把道德看得比利益更高。
遇到生命危险,下意识的反应是逃命,这是人人皆有的自保本能。儒家的观点是:此时也要有所考虑,不要随随便便就逃,而应判断该不该逃。因为,有的难可逃,不逃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如地震突然爆发,赶紧躲到安全地带;但有的难是不能一逃了之的,如地震突然爆发,作为老师正带着一班的未成年学生上课,看到情形不对,撂下学生,自个儿逃命再说。先不说这种行为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就是对自己也无法交代。因为,从这生死之际的表现来看,是把自己应对危难的方式降低到本能的水平,如果事后不找理由来搪塞、掩饰,如果不自宽直至自欺,那么无论如何是无法令他自己心安的。
钱该不该得、难该不该免,进一步追究,这个“该”该如何判断?一个是从后果着眼。人是有理性的,不管考虑是不是足够长远,足够周全,总之皆会有所虑。如果考虑到财是糖衣炮弹,难的后面是个陷阱,苟得、苟免,虽利于目前,而大不利于将来,为免后患,所以忍住,不得也不免。这个意义上的“该”,不过是用理性来延迟本能的反应,并未从根本上超越本能。还有一个,是从本身着眼,不问后果。钱财该不该得,是问钱财本身正不正当而不问得到有什么后果;危难该不该避免,是问逃难本身正不正当,而不问幸免有什么后果。辛苦工作,业绩提升,本不期待奖励,意外获得奖金,这是劳动所得,本身正当,无所谓苟得;走在路上,遇到歹徒行凶,赶紧转移、躲避,这是急智,本身正当,无所谓苟免。
在价值上坚持义高于利,实际上是坚持人的德性高于本能,是坚持把人看作高于自然的存在;唯其如此,才能使人超越庸常的自保、自利,从而崇高起来;否则,人充其量只是比其余动物更机敏、聪明而已。
再者,一定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道德也是利益。
《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句话主要是就国家来立论的。国家不必追求实际的经济利益,而应该追求统治的正义,因为统治的正义就是国家最大的利益。对国家来说,最重大的利益恐怕是统治的安全,而安全不是财力所能维持的。安全系数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不构成对应关系,换言之,国富不一定等于国安。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从皇宫大内里发现数千万两之多的银子,这财力够雄厚的了,但并未能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国家不能生财,财富搜自民间。国家对民间财富的汲取如果超过一定限度,民间就可能不堪重负,危机于是乎产生。反过来,国家不把施政的重心放在财富的汲取、占有和挥霍上,而是建构合理的法治环境,保护民间财富的自由创造,以及公平分配、使用资源,损有余以补不足,不用刻意维护安全,不必费心防范和削弱民间力量,而安全自然实现,国家的利益由此获得满足。
换个角度,以义为利,义就等于利,对个人也是成立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引用了富兰克林大量的言论来说明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10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游荡或闲坐半天,即使只花了6便士用于消遣或坐食,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的全部花费;他其实花掉了,或者说是白扔了另外5先令。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觉得应该把钱存在我手里,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利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良好,能够得到大笔贷款,并且善于利用这笔钱,那么他得来的数额就会相当可观。”[6]惜时以勤奋工作,信用,都是德行,而富兰克林认为同时也是金钱。(www.daowen.com)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可说道德除了就是利益,同时也能够创造、带来利益。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对市场中人的道德水平也有相应的要求。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越高,市场经济越是繁荣和发达;反之,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越低,充斥于社会的就是欺诈成风,伪劣产品大行其道,经济必然出问题。市场经济对诚信尤其有要求,因为诚信能够降低经济交易的成本,有利于财富的增加。就个人而言,一定程度上可谓“信用即财富”,但凡经营有成的,莫不重视个人的信用,财富积累的基础是由信用来奠定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的信用出现问题,失信记录在案,就极有可能寸步难行。
【注释】
[1]《圣经》(简释本),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发行,第85、86页。
[2][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3][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4][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16年,第262页。
[6][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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