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作为一种价值，也有真假问题。我们自当弘扬、表彰善，无疑，所弘扬和表彰的是真善而非伪善；要认清伪善，警惕伪善，拒绝伪善。

一说伪善，人们就会想到“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确实是伪善者最好的写照。伪善，往往是言行矛盾、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对别人一套对自己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此时一套彼时又是一套，等等，这些做法最害道德。

道德的真伪最难判断，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都是感叹真伪难辨，但又不得不辨，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不把似是而非的东西认识清楚，分辨清楚，社会生活就会乱套。

唐朝诗人白居易有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忠诚的周公曾经被质疑过，篡汉的王莽当初以谦恭博得舆论的交口称颂。白居易以为道德的真假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日久见人心。但时间真能把道德的真假检验出来吗?道德的真假会在时间进程中逐渐被澄清吗?恐怕未必。那么，究竟该如何尝试判断道德的真伪呢?

道德的真假可以从有心、无心的角度判断。

《聊斋志异·考城隍》提到一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有心，是别有用心，即不是为行善而行善，是把行善作为达成另外目的的手段。如为图好名声而乐善好施，为笼络人心而施以援手。战国时孟尝君施放高利贷，为争取民心，他把借据全部烧光，赢得债务人的拥戴，这叫“市义”，把道义当成了利益交换的筹码。这种类型的善，严格说来，并不具备道德价值，可以说是“伪善”。无心，是无意，无意中作了恶；换言之，恶不是出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即使造成了恶果，也不罚——可以宽谅，这种类型的恶，可以说是“伪恶”。(www.daowen.com)

“伪恶”的无心，细究起来，其实也有多种情况：其一，根本就是无心，即没有明确、自觉和清晰的动机。司机开车，突然身后有车插上，刹车不及，制造了车祸。其二，是不用心。随随便便惯了，说话做事不大用心，无意中可能一句话刺伤了旁人。其三，是违心。所作所为皆非本意，是不得已而为之。本不想害人，但有把柄被人捏住，为了自保，不得不听命去害人。刘邦在前线作战，放心不下为他看守根据地的萧何，萧何为避免猜忌，就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搞得民怨沸腾，状都告到刘邦那里去了，刘邦这才满意。就萧何来讲，无疑是作恶，但他的这个恶是假的，是为了消弭刘邦的猜疑，是违心的，这是“伪恶”。《水浒传》写林冲欲上梁山入伙，受尽嫉贤妒能的王伦的刁难，最后要交“投名状”，违心劫掠、杀戮无辜旅人，这也是“伪恶”。

再者，道德的真伪还可以从被迫和主动的角度判断。凡被迫而为的善，都难以叫真善。

某个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有关部门号召表现善心，踊跃捐款。如果怜悯灾民，主动要捐，这当然是善之又善的举动，是真道德。如果相关部门，不管人们愿不愿意——反正善心都是必须出的，动用权力直接从人们的工资中扣除，尽管确实帮助了灾民，但这也不算上是真正的善行。所以，强迫是一切虚伪的根源。《庄子·马蹄》中有句话：“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其意是：“等到加上了车衡颈扼，装上了额前配饰，马就懂得折毁车輗，抗击车盖，吐出口勒，啮断笼头。所以，马的机智而形成和人抗敌的动作，这是伯乐的罪过啊!”^[5]马性本来各不相同，而伯乐作为外在的权威强行介入，迫使马按他的要求来，于是激发起马的奸诈和虚伪。

此外，道德的真伪亦可从合不合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判断。但凡不合人情的事，就有可能是在弄虚作假。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写过一篇叫《纵囚论》的文章，讨论的是唐太宗假释死刑犯的史事。唐太宗是有道的仁君，曾经把关押在监狱的死囚释放回家，约定好时间再自行回监狱赴死，结果到期之日，三百多个死囚们如约而至，很讲信誉，唐太宗一高兴，全都赦免。此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证明了唐太宗的仁义深入人心，居然连死囚也被感动了。不过，欧阳修以为唐太宗沽名钓誉，有虚伪之嫌。为什么?就因为此举不近人情，太不符合常理了。言而有信，视死如归，是君子也难以做到的，而被处以死刑者只要不是冤枉的，多半恶贯满盈，罪大恶极，在这个事件中，罪大恶极的死囚们一个个然诺守信，按时赴死，绝无私自潜逃者，君子都很难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地完成，实在有悖情理，说不过去。所以，欧阳修认为唐太宗有意立异逆情，是在为自己建构光辉的个人形象。托名苏洵的《辨奸论》这篇文章，也很明确地提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人情就是正常的情况，真正的道德一定使人正常，而不是使人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