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了民族国家的性质，以及中国近代以来谋求民族复兴的历程，还有“爱国”变成“主义”的内在要求，便可以确定今天的理性的爱国方式。

其一，参与。关切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对国家的现状和走向漠不关心，以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名义上是一国之民，而实际表现又自居为国“外”人，很难想象他们真的爱国。关切的实际途径就是参与。参与不是起哄，不是随大流，跟着走，而是以公民的身份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服务社会，关心国家。拒绝参与，或者被动参与，都不是一个真正爱国者应有的态度。

其二，具体。国家并不是抽象的存在，它就寄寓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的国民之中。所以，爱国，很自然地，就是爱同胞，重文化，敬历史。

爱国就是爱此国之国民。民族国家，本就是通过民族认同来建构国民彼此之间休戚与共、痛痒相关的情感联系。如果对同胞冷漠淡然，麻木不仁，缺乏情感，也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爱国，会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对同胞积极的爱，往高处说，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这一点确乎难以做到，但消极的爱不难，消极的爱就是不害人。如今食品安全成为上下共同关注的焦点性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人说，我们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互害”的模式。据说种茶的不喝自己要卖出的茶，卖菜的不吃投放市场的菜，卖奶粉的不喝自家的产品……但人们生活于社会互动中，其结果是互中对方的招，这就是各为一己之私利而造成了整体性的互害。“互害”现象，或许夸张失实，放大了某些社会现象，但足以警示国人：对自己的食品安全性都不负责，明知害人而大卖，绝非爱同胞；进言之，亦非爱国。

爱国还在于尊重和传承民族之固有文化。有人说，“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文化的灭绝，相当于树的断根。当初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倾力断绝台湾的中华文化的血脉，培养台湾人民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如积极开展和推进“皇民化运动”、令台湾同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用日本姓氏、放弃原有的祖先祭祀、皈依日本的神道教等^[4]。

在民族之固有文化中，语言文字又特别重要。语言文字不仅仅是表情达意的沟通媒介和工具，也不仅仅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它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寄寓。民族精神一方面就在社会生活中，但往往“百姓日用而不知”，另一方面寄寓于语言文字中。许多汉字其实是依据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而被创造出来的。所以，睹“字”可思“族”，从文字中可以更好理解本民族的特有精神。例如，贵“和”是中华民族的特有价值观，从汉字中就可以了解古人是如何界定和理解“和”的。“和”，从禾。《说文解字》：“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始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和”与“禾”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禾”，长势比较齐整，与草相对，草是乱长。禾，虽为人工种植，但必须有天时、地理、种子、肥料等多种因素的配合；禾的生长，表明了“人与自然最好的合作，是天地之气最平衡的交流”^[5]，因之，“禾”就是和谐的最好明证。因为和谐无非是异质的统一与协调。以上只是泛泛而论，不过也由此可见，深入认识、了解和掌握我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就能深入领会我们的民族精神。

爱国，也表现在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上。因为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历史把民族之过去和现在贯通起来，建构成生生不息的整体，所以历史可谓民族凝聚力的基础。

对本国历史的尊重，一则应抱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6]，而不应戏谑。最近几年中国拍了很多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其中有些内容极尽夸张之能事，有悖史实和常识到了不堪的地步，被称为“神剧”。抗日神剧的大行其道，是意识形态教育、资本的逻辑以及时代精神转变等三种因素相互叠加的产物。我们习惯“艺以载道”，看重文艺的教化功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为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历史，自然是价值观传递的重点，所以，抗战剧有价值导向的教化使命；而影视剧制作的背后有资本的影子，资本是要无限增殖的，增殖的成功与否则依赖于是否准确把握、刺激和调动了大众的消费兴奋点；大众的消费兴奋点则受时代的引导和塑造，当前可谓全民娱乐的时代，娱乐精神天然规避崇高，消解神圣。所以，把严肃的抗战娱乐化能产生强烈的“陌生化效应”，可以吸引大众的关注，于是乎实现了资本的意图，满足了大众的消费，但对一个民族极有意义的历史戏谑、调侃，其实是对人们自身的戏谑和调侃。

对本国历史的尊重，再则应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对待事实真相，而不应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而歪曲、掩盖历史，即真实大于立场、是非大于利害。因为真实最有价值，也最有力量。把对历史的失真的叙述、对历史的涂抹作为宣传或者教育的手段，从短期看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终究站不住脚，经不起历史本身的检验。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有很多，不能不慎重。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可以检验出一个民族的理性程度。一个民族越理性，就越不必涂抹和装扮历史，而勇于面对它的本然和所有。这才是真正的自信和底气。

其三，文明。

所谓理性爱国，不仅仅是说要拒绝情绪化、极端化、暴力化的爱国，还应有一些价值原则必须经由理性的确认而通达爱国行为中。譬如文明。我们所讲的作为爱国方式、原则的文明，不是礼貌、素质等层次上的文明，而是与野蛮、残忍相对立的文明。

我们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文明：两人发生纠纷，矛盾重重，为压制对方，为泄愤，什么招数都用，不管阴的还是阳的，只求有效。这就不够文明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就表现在不断发展出更人道的方式来解决生存中的问题。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势不两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等，显然不如有话好好说，搁置暴力，一起协商、谈判。以协商来解决争议的机制，比暴力要文明得多。这就是进步。最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非常野蛮、残酷。中国古代有个仪式，叫“京观”，就是把敌人的尸体摆成堆，像山一样，还封上土，用来标志胜利，炫耀武功。现代社会早已抛弃了这种做法，战争可能还是避免不了，不过尊重俘虏，礼葬死者，作战不针对平民，逐渐成为国际共识。这就是文明。所以，文明其实蕴含着底线在，文明的程度就是距离底线的高度。越高于底线，则越文明；反之，降于底线之下，则不文明。这个底线，就是对他者的普遍尊重。

其四，正义。

坚持正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个人来讲，义大于利；对于国家来讲，更应该坚持义利之辨。一个国家如果是靠不正义的方式实现了强大，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近代日本的崛起，全靠发动不义的战争来侵略和掠夺邻国，中国所受的伤害尤其大、尤其深。在二战中，日本军政府对其国民进行思想控制，许多日本国民匍匐于荒谬的扩张理论，陶醉于日本节节胜利的虚妄的光荣，甘愿充当日本对外侵略的工具。侵略，尽管获利于一时，但是遗祸于久远。这个时候，能够站在正义的高度批判本国军政府的不义，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www.daowen.com)

理性的爱国，必有其价值导向，即对正义的确认和坚持。确认有正义并坚持之，才是大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以推进和保护民族利益为己任。”^[7]爱国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问题是，对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超越利益的正义，应该如何摆正这两者的位置?究竟如何考虑和维护国家利益?战国时儒家大师荀子有个观点，很值得借鉴。

《荀子·富国》说：“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也。”荀子认为治理国家有三种境界：不利而利，利而后利，利而不利。不给人利益而只求利用人，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危害国家；给人利益后再求利用人，这种互利的做法仅可保存国家；给人利益却不求利用人，这才是取天下的做法。当然，荀子的观点不免有相当理想化的成分。互利互惠已属难能了，而更求超越互利的单方向施予，则更为可贵。而且，荀子还是用讲利害的方式来证明“利而不利”比“利而后利”及更下的“不利而利”要更有利，实质是把“义”还原为一种最大的利，这是必须指出来的^[8]。但荀子的观点也可以给予汲汲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国家以启示：一方面，正义高于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坚持正义其实就能带来最大的国家利益。坚持正义和维护国家利益并不构成矛盾关系。

总之，今天我们理性爱国，前提是以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来表明个人和国家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此则意味着爱国不但是一种不容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必须珍视的权利。至于爱国的路径，对国民来说，乃是具体的，即善待与自己一样有着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的同胞，尊重作为我们生命之精神基础的历史和文化。并且，爱国必须立足于脱离、超越了野蛮的文明底线，而坚持正义的价值取向。

【注释】

[1]钱乘旦《西方那一片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

[2]赵林《西方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

[3]转引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4]许倬云《台湾四百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5]王宁《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03页。

[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7]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0页。

[8]在这一点上，荀子确实不如孟子的“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不如孟子坚持用非利害的思维方式论证仁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