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来说，传统中国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家天下”。“家天下”的国家形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中国以“天下”自居，自认为是天朝上国，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处理和异国的关系，没有今天国际社会以为共识的国家平等的原则。以“天下”自居，与其说是一种傲慢的心态，不如说是一种基于文化先进、国力强大的自信。所以，传统中国的强盛时代，可谓“天下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不甘于封疆自固，它是没有边界的——至少在观念上。所以，对待异族、异国，只要仰慕中华、接受中华文化，便可纳入中华的体系中，所以古人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最典型的天下国家，是唐朝。仅举一例来说明唐朝的天下性：在大唐政府为官的，就有朝鲜人、日本人等异国人。大唐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不拘一格，所以气象格外宏大。

其二，中国的天下国家非国民所有，而是一家一姓的私产，所以又是“家天下”。刘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王朝，大肆营建宫殿，奢华壮丽，在父亲面前炫耀：“从前，您说我是无赖，不能治产业，现在我和二哥刘仲相比，谁治得多!”明代的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们基本上都是怀着这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来看待国家。晚清慈禧太后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还说“宁与友邦，勿与家奴”。她的底气这么足，就在于爱新觉罗家族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归她掌握着，是她们家的私产。与其说她“卖国”，倒不如说她“败家”——没把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家业看好。

家天下的国家形态，造成了如下三个后果。

其一，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精英阶层，抱着天下主义的观念而非国家主义，所以，他们的文化认同要大于国家认同。明末的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一家一姓的王朝更替，匹夫无须承担责任。在历史上，有的异族能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统治人口数量要远大于本族的汉族，与精英阶层的文化认同感有很大的关系。

其二，帝王们把国家视如私家产业，把普通民众排斥在国家之外，或者说普通民众对国家只尽义务，而无权利保障，造成民众对国家的疏离感。我们看杜甫的《兵车行》，写国家为开疆拓土，征发民力，壮丁们被迫抛家弃子，远赴边疆，而哀叹他们“被驱不异犬与鸡”的命运。元代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曲子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普通民众的悲惨世界：连国家的兴盛也无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更何况是衰亡的时代!他们无论如何逃脱不了苦痛的宿命。尽管有学者说，传统中国的普通民众，除了纳粮、完税、服役、当差等义务之外，再不受国家辖制，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其实，毋宁说民众除了交税、出力外，便不与国家发生联系了——他们的生死、存亡、祸福与国家几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理所当然自求多福，绝不寄望于国家，国家对他们来说，是个庞大的、异己的、“不仁”的存在，因之，他们自无可能依恋、热爱、忠诚于国家。(www.daowen.com)

其三，天下国家尽管器局恢弘，显然必须以文化的发达以及实力的强大为基础，用今天的话来讲，唯有硬实力足够硬，软实力才成为一种“实力”。如果遇到文化上更具优势、实力上更胜一筹的外来挑战，精英阶层的文化自信就容易遭到瓦解，而普通民众对国家的疏离感又往往使他们置身于国家危机之外，束手旁观，因之，国家无法有效动员、集中社会资源来应对危机。不幸的是，在1840年后，中国频遭西方入侵，恰是这种情况。

历史上，中国也曾面临着诸多外部挑战，西晋灭亡后的“五胡乱华”、残唐五代的动荡，以及元朝、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等，但最终无一例外在文化上接受了中华。所以，这些挑战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但鸦片战争后，英法列强挟“坚船利炮”而来，强行叩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节节败退，几无抵抗之力，遭受了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屈辱；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不断拓展，迫使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被无情地卷进了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担心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使一批批爱国志士们挺身而出，寻求破局之道。当然，一开始也不可能有明确的、整体的、深刻的、全面的认识，都只是在既定的历史前提下，针对危机中最迫切、具体和直接的问题来谋划变革。

今天，我们都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明显主动求变的开端。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着力发展军工，解决技不如人的问题；可变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与西方有更多的接触、碰撞和了解后，中国人发现制度比“器物”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更加重要。晚清名臣郭嵩焘作为清政府的大使游历过西方各国，他是中学根底深厚的学人，是孔孟之道的信徒，是清政府的重臣，也是关怀国家命运的爱国者，经过他亲身观察和比较，他自认清庭在社会制度上要逊于西方，“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这是当时中国没落的根由。如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郭嵩焘则是走进世界看世界的第一人。从制度入手来变革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成为主流。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以及辛亥革命更为激烈的废帝制、建民国，都是要使中国在社会政治制度上与时俱新。不过，制度的变革并未如人所愿、未令中国焕然一新，相反，民国成立后，国家的基本面貌改观不大。于是，比制度更内在的文化因素又浮现出来，摆在人们面前。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就是从意识形态、从思想观念、从文化精神上，以西方为参照，来进行彻底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以图文化的现代化。

器物、制度和文化的逐次变革，环环相扣，不可分离，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变革、转型乃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乃是渐进的，而非一次性的。或者说，在西方的强大冲击下，晚清以来的变革是以渐变而始，却将以全变而终。这个全变，如果说是总的历史任务，那就是以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再造中国，使中国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