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7日，一百七十五名中国游客乘坐的一架日本廉价航空公司的班机，因天气原因，被迫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滞留了备受煎熬的二十四小时。由于沟通不畅，中国游客以为遭到日本方面的怠慢和歧视，由此群情激愤，还爆发了肢体冲突，有部分游客当场唱起了国歌。在海外旅游，游客与当地企业、组织发生纠纷，大唱国歌来表达情绪，并不是孤立事件，在近几年的一些新闻报道中都能发现类似的事情，一激动就高唱国歌。

唱国歌，说明了当事人对事情性质的判断：不再是作为普通消费者被侵权，而是作为中国人被欺辱。这性质就严重了，所以，以唱国歌的形式来进行动员，号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示中国人的不可欺、不可辱。

我们当然会说这些游客是反应过度，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不过，更值得深思的是，何以一众游客都如此敏感，在海外稍微发生点纠纷，就觉得受到所在国的歧视，就不约而同地自动拔高到爱国的层面?

造成这一现象的缘由有很多，其中之一为多年来所受的教育的影响。我们从小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就是中华民族在近代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被蚕食鲸吞，几乎快到亡国灭种的边缘。列强对中国从来都是图谋不轨，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受这种历史叙述模式的影响，中国人心中或多或少都蕴藏着处于强敌环伺的民族悲情意识。这种意识在自己国家内一般不容易表现出来，但假如身处海外，在陌生的、无援的异国他乡，一旦自认遭遇不公，就很难从普通民事纠纷的角度去考虑和处理问题，而是把自己和国家联系起来，使长期累积的悲情借助于自己的遭遇得以释放。

再一个，就是普通国民对世界体系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定位始终缺乏现代的眼光。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来自外部强悍的异质文明的挑战，缺少足够的应对能力而连连败退，“外”成了一个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盘踞在中国人的头上，从而生出不同形态的非理性情绪，如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仇外”，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讽刺小说中所描述的种种“惧外”、“媚外”，民族独立、自决后又有了只争朝夕式的“赶外”、“超外”，在闭关锁国状态下则有自我感觉良好式的“丑外”、“诋外”，近年来中国强势崛起，又令不少人催生出“坐二望一”、“彼可取而代之”的憧憬，甚至产生唯有中国才能救世界的论调，因而自我感觉良好，不禁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中国足够“优外”、足以“胜外”。所有这些“排外”、“仇外”、“惧外”、“媚外”、“赶外”、“超外”、“丑外”、“诋外”等种种情态，可谓异形而同质，都是无法客观认知和理解外部世界、捋顺内外关系的反映。(www.daowen.com)

还有就是“敌对思维”的泛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本是中华民族在漫长而艰辛的历史过程中所积淀、凝聚下来的生存智慧。不过，生于忧患的思想，更多的是对自身的提醒与警戒，防止意志的空疏与精神的懈怠，而不是对现状的真实认知与断定，更不是抱着疑惧的眼光到处去扫描潜在的敌对势力。但有些敏感的人，习惯性地用“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背后操纵”等阴谋论式的思维来简单解释各类纠纷，无形中把自己塑造成受尽国际社会排挤、压制的孤愤者的形象。这种孤愤的自我意识一经塑造和形成，它便会重构历史记忆，把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降格为从此扬眉吐气，而不是把自身曾经的民族苦难升华、凝聚成全人类对霸权主义所造成的荼毒的切肤之痛以及对超越霸权主义的共同期待，所以，逐渐变成了一种可进行追偿和索赔的债务。由此，它不但不会消解历史恩怨，还会把历史恩怨作为打造某种共同心态的工具，历史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就再生产出“敌对者”。

经过近三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世界在关注、观察着中国。如果国人不能形成健康、理性的爱国态度，迷失于自大自傲、飞扬跋扈等非理性的做法之中，其后果不言而喻。

如果真要做到理性的爱国，前提之一，就是把“国家”认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