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并未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充其量只是在世俗信念的范围内打转，以求得实际利益或者心灵抚慰。

不过，没有信仰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也不必汲汲引入或者建构严格意义上的信仰。中国走过了上千年，历经众多内忧外患，总能与时俱新，以超越自我来延续自我；在这个历程中，我们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功莫大焉。是的，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信仰不发达，但同样能起到精神支撑和凝聚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异常自觉。

儒家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孔子讲仁，虽说他对仁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确切定义和解释，但历代儒生孜孜教化，使其深入到民族意识的深层次中，化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仁中所蕴藏的“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7]。

就个体生存的角度来讲，儒家的“仁”也能回应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带有终极性的问题。

庄子说“彼仁人何其多忧也”，作为思想的对立面，庄子对儒家式仁人的忧苦特性看得更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已发现，仁人之仁，最主要的心境是“乐”。明代大儒王阳明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合和物，原无间隔。”仁人即使心忧天下，在王阳明看来，其内心也是和乐的，因为仁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心总安定，且这种和乐安定还是人心的本然状态，所以真正的仁人并不忧苦。现代新儒家梁漱溟说：“可知乐在孔学中最为重要。这乐字在《论语》里是常见的，并没有一个苦字。”“乐为孔子生活当中最显著之态度，《论语》言之甚详。”^[8]

信仰能使人“有靠”，有所依靠、依傍，即形成精神的支柱，如此才能独立、安定。人的存在需要支撑，而一般的支撑大多是相对之物，如名、财、位，或者具体的人。《红楼梦》里贾宝玉被父亲贾政打得皮开肉绽，其母王夫人哭得死去活来，阻止贾政：“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不敢含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如果唯一的儿子贾宝玉遭遇不测，王夫人便没有了“依靠”；贾宝玉作为儿子，既是王夫人在贾府地位的现实支撑，同时也是她个人的情感慰藉。所以，她承受不了失去贾宝玉的代价，贾宝玉就是她的精神支撑。她目睹宝玉挨打的惨状，痛苦不堪，这个痛苦不仅仅是母亲对儿子的怜爱，还是担心失去精神支撑的不安。所以，相对的精神支撑，总处在变化中，它并不足以使人彻底安心。绝对的支撑，只能诉诸信仰。信仰的对象乃是绝对的，对信仰者而言，因之其作为精神上的支撑也是绝对的。不过，使人绝对安定的，除了信仰，也可来自于核心价值观。《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困顿之中，如此自信，其底气就来自于他确认的仁。

信仰能赋予人须臾不可离的使命，引导人做无限的追求。核心价值观也有类似的功能，因为这样的价值本身就值得人当作最后的、最高的目的去实现。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把行仁作为使命来弘扬和担当，终身不渝，死生以之，这与信仰是一致的。

【注释】

[1]熊十力《心学·船山学日记》，转引自王德峰《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www.daowen.com)

[2][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0页。

[3]转引自张志刚《宗教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

[4]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7页。

[5]邓晓芒《新批判主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9、170页。

[6]赵紫宸《神学四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页。

[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4页。

[8]梁漱溟《梁漱溟先生讲孔孟》，中华书局，2014年，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