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们中国人有信仰吗?

这个问题很奇怪，因为历史上中国人的信仰并不比别的民族少。土生土长的道教、印度过来的佛教、西方传入的景教，还有伊斯兰教等，在中华大地上遍地生根。这些信仰济济一堂，和谐共存，抚慰传统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我们所说的，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信仰；这，确实在国人身上少见。其实，就一般情况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信仰。农历正月初五，据说是迎财神的日子。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数十万武汉市民涌入归元禅寺上香拜财神。归元禅寺乃华中名刹，有著名的五百罗汉堂，历来香火很旺，正月初五的日子更盛了，香客们热情高涨，当天归元寺周边都要重点维持交通秩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虔诚敬香的香客们，似乎没有考虑到财神赵公明乃道教之神，居然跑到佛寺去祭拜!如果财神赵公元帅有灵，他该如何面对这几十万拜错地方的香客?

《红楼梦》里写贾府为秦可卿操办丧事，停灵四十九天，“单请一百零八众僧人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死鬼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业醮”。和尚、道士一起上阵，协同配合，齐抓共管死者的亡灵，这既是富贵人家的阔气和排场，也是一般人的认知：和尚、道士各起各的作用，丧事就圆满了。全然不以为两种宗教彼此会有不协调乃至冲突的地方。

为什么在中国人身上普遍看到真正信仰的缺乏?

一是权力独大。中国传统社会，有个引入注目的特征，就是权力的独尊、独大，基本上不具备与其对等、能够制衡它的其余社会力量。从历史上来讲，一般能够制衡权力的社会力量，有贵族、商人和宗教。这三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均比较微弱。

譬如贵族。魏晋南朝时代，是贵族力量强大的时代。尤其是东晋，形成了门阀政治的局面。东晋开国之初，当时流行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即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琅邪王氏和代表皇权的司马氏分享权力。这个局面并没有维持下来，隋唐之后，世家大族慢慢消失在历史中了，取而代之的是“白衣卿相”，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既然无种，那么所谓“男儿当自强”，其实就是千方百计接近、靠拢权力，满足其需要，赢得其垂青。

再说商人。中国传统社会一贯抑制商人，这是常识。明代中期后，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商人阶层显现出很强的活力。他们能不能挑战权力呢?很难。我们看《金瓶梅》这部小说，它的主人公西门庆是枭雄式的商人，精明强干，很有手腕，积累下巨大的身家。财富的积累给予他很大的自信，他曾经很狂妄地说过：即使把嫦娥强奸了，也能摆平。这当然是他基于对他的财富的信心。如果这能成立，就意味着财力将转变成雄厚的社会政治力量。但其实这不能代表西门庆的真正想法。西门庆为了经商的便利，曾经花钱捐过一个官职，撑场面用的。他儿子满周岁，西门庆抱着儿子感慨地说：儿啊，你长大了，一定要走科举考试的路，正儿八经求得一官半职，不要学你爹花钱买个，虽然有兴头，却不受人尊重。我们知道，一个父亲，无论他本人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他对儿子的期许才能代表他对于社会的真实态度。他是真诚希望他儿子能走和他不一样的路，西门庆代表着传统社会中的商人对于权力的认知。不管他们自己怎样嚣张狂妄，但他们突破不了时代，他们的现实选择是依附、顺从、投身权力，即使他们自己做不到，也期待自己的下一代做到。

再看宗教。中国传统社会有宗教，而且还不止一个，但没有发展到欧洲那样的程度。欧洲中世纪，控制精神世界的神权和控制世俗社会的政权分庭抗礼，比肩而立，没有实现清一色。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有人说，历代尊孔，孔子在思想领域是至高无上的；但孔子再大，也不是教主。孔府有门联：文武百官首，历代帝王师。可见，孔子也只被认为是首席大臣、帝王之师。孔子最高的封号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他是被册封为王的。请注意，但凡能被给予的，也能被收回。所以，历史上既有尊孔、张孔的时代，也有辱孔、毁孔的时代，其背后都是权力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在作祟。佛教传入中国，魏晋时许多佛教徒坚持佛教的世界高于世俗的世界，所以当时有“沙门不敬王者”的观点，但佛教的传播、扩散和壮大，是离不开政权的支持的。东晋高僧释道安就认识得很清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话透露了传统中国政治权力大一统的前提下佛教必须仰其鼻息才得以发展的真相。

权力主导着社会格局，很自然，权力主导着社会资源的分配。顺理成章，人的身份、地位都要根据他与权力的距离来确定。也就是说，人与权力的关系的密切度，决定着他对于社会资源的拥有量。与权力的现实距离，才是人们最在意的。也因此，对现实权力的相信，才是人们最愿意有的。(www.daowen.com)

二是实用导向。

不容否认，人内心中都潜藏着信仰的需要。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夫天者，人之始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天”，是人的始初。人在困窘之时，很自然地就要返回到这个始初，所以劳苦到极端，没有不吁求、渴盼“天”现身、施援的。但传统中国未发展出对于“天”的虔信。尽管中国人也说“人在做，天在看”，用“天”来督责、约束人的作为，但中国人把“天”抬出来，终究是希望能够看到立竿见影的实效，如果没有，则有怀疑、怨望以至非毁。元杂剧《窦娥冤》中的窦娥，人好却没好报，连遭厄运，受尽苦楚，在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尽情宣泄对天地的怨恨：“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骂得这样痛快淋漓，就是发泄对天地没有主持正义、实现公平的不满。在以窦娥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观念中，天地就是勘贤愚、分好歹、辨是非的，现在她明明陷入善恶失报的错谬之中，天地居然无动于衷，这样的天地就不配为天地。是的，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如果所求得不到灵验，无论是天地还是鬼神，在一般人看来，就不值得去信!

我们经常见人进庙烧香、见寺拜佛，好像很诚，但这些人多半是为消灾，为解难，为祈福，为姻缘，为升官，为子女升学，为交好运等，目的很功利，也很具体。在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有识之士信仰某种主义、学说、真理等，也是为了拯救社会危机，解民倒悬，建立更公平、合理的新社会，尽管不求一己之小利，而求众生之大益，其立意和追求可谓高尚，令人敬仰，但也还是在功利的范畴内，很少又从精神的层面去树立信仰，信仰没有在普罗大众内心深处扎下根来。侯宝林有个相声《买佛龛》，微微可以透露大众的心声。一个老太太买了个佛龛，碰见个小伙子，小伙子很热情，主动打招呼：“大娘，出门儿啦!哈……买佛龛啦。”老太太不乐意了：“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小伙子改口：“您多少钱请的?”老太太说：“咳，就这么个玩意儿，八毛。”这个相声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般人对待信仰的真实态度。

所以，赵紫宸说：“中国人大都相信人类只有这个现象世界，以及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除却了这世界与世人，更没有超越的真际。所谓理、性、天、道、法都是与形式、物质和而不离的，也都是内在的，不是超越的。任乎自然是中国的大道理。老百姓依地为生，靠天吃饭，耕田作农，娶妻生子，天生天化，在承平的时代自得其乐，在战乱的时节听天由命。大人先生们挂着儒家的招牌，抱着道家的态度，其上也者还是志于道、依于艺，其下也者还是升官发财。到了今日，表面上都改了样子，骨子里依然满含着道家逍遥游的精神，儒家无可无不可的情态。这样的人最会自诩优容的大度，实收浮漂的细利，对于宗教最不在乎，对于宽大的自由主义，科学式的自然主义，艺术化的人文主义，理性化的学问主义最能兼收并蓄，五体投地地投降，而对于讲启示的基督教最不能领悟。他们自己最迷信，最会崇拜自手所造的偶像，却最不会领受超自然超人生宗教的真实，最不容易相信人格的上帝。自信不迷信的人是最迷信的，也是最怕迷信，也是毫无任何信仰的。”^[6]

三是变通为常。

实用为本的背后，还有另一种更深刻的观念，就是推崇通权达变，把灵活变通置于首位，视为常态。有许多日常谚语、俗语都宣扬的是这种通权达变的处事立身的模式，如识时务者为俊杰、见机行事、入乡随俗、顺水推舟、乘势而为、无可无不可、树挪死人挪活、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等等。作为反面的对照，不知变通者，就是冥顽不化、执迷不悟、迂执不堪、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认死理、不开窍、一根筋、直肠子、木头脑袋、走极端等，如此做法在中国社会中都是被大众轻视的。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割据西北的隗嚣派部下马援考察刘秀，复命后马援与隗嚣比较刘秀和刘邦，说：刘邦为人“无可无不可”，而刘秀则行政能力强，所以刘秀比不上刘邦。马援的评判依据就是“无可无不可”，这是说刘邦豁达大度，没有什么一定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的，对人对事不存成见，立场从不固定，所以能依据形势和条件总是做出最合适的决策。简言之，刘邦很灵活，处事无定法，这是最了不起的。这绝非是刘邦独特的个性，只不过在刘邦身上表现得分外明显，事实上，亦可谓中国人的基本性格，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论中国人之德性，列举了八点，“无可无不可”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变通”才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生活理念和行为模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传说“孔子”见“老子”后大发感慨：“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因为变化莫测，不可捉摸，永葆活力，所以有道的“老子”在“孔子”看来犹如“龙”。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评道家思想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通权达变，就是司马谈在这里所总结的“因循”，“因循”就是凡事无成见，无预设立场，无可无不可，所以才能审时度势，灵活处理。

佛教也从它自身的理论立场回应和支持了上述思想观念。禅宗教人“破执”，用“缘起性空”来破除世俗中人对现象之实在性的坚执，而为了避免人们不自觉地对“空”也执着起来，《坛经》中六祖慧能说：“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当人能把“空”去“空”掉，意识上“空空如也”，进入无所执的境界，由此则做什么都行，“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简言之，既然最终什么都不必执，所以就不妨碍当下什么都可暂执，只要“佛祖心中留”，酒肉也不是不能穿肠而过，甚至可以呵佛骂祖，必要时连佛像也可当成木柴来烧，于是人就能够做到“因”缘“循”分。

变通、因循，其实就是不绝对坚持；而不绝对坚持，反映在观念上就是不坚持绝对。这种文化性格、立身模式与信仰本身所要求的“坚持绝对、绝对坚持”从根本上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