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果真的不愿意以自欺了事，以取消问题来回避问题，以将就来制造麻木，而想真正克服和超越，就必须有更加积极的行动。

首先是设置属于自己的目的，明确自己的真正所欲、所想和所求。有了属于自己的目的，“意义”便随之出现。意义，不是说最终一定要做成什么，一定要实现目的，而是通过追求，让自己对自己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从而扬弃不可理喻的荒诞。因为在追求的过程中，生命就变得可认知了。人生之所以不可理喻，很多情况下是生命被分割成碎片，碎片与碎片之间缺乏有机的、必要的联系，彼此隔绝不通，或者偶然凑集。就好像踢球，如果缺乏一以贯之的布置和策略，传球都是基于观察对手后的临时调整，打法于是乎看不明白，我们说踢得没有章法，踢得很乱，像一个个散兵游勇在单打独斗；反过来，如果意图明确，每一次传球放在整体意图中来观察，那么有迹可循，串联起来，就成了清晰的、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踢法。正因如此，“惟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努力才使得目的与过程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才使得目的赋予整个过程以及每一步以意义”。^[5]

即使遭遇偶然、意外以及命运的捉弄，如果积极追寻人生的意义，这些因素也是可理解的。它们可以是磨炼意志、锻造独立而坚定人格的契机，也可以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机缘，唐代诗人杜牧咏史提到周瑜：“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说是东风这个偶然出现的因素才成就了周瑜的赤壁大胜，言下之意，似乎周瑜的成就不那么令人钦佩，不过是运气好而已；但换个角度看，周瑜是在胜利的希望微薄的情况下敏锐利用一场稍纵即逝的东风，趁机纵火击败曹军，意外和偶然构成了周瑜这类人物实现个人抱负的因素。再退一步，即使抓不住偶然的际遇，或者说困于偶然性的牢笼中，一遍遍劳而无功、苦而无成、周而复始，只要不放弃上下求索，其情也是可理解的，因为有所求本身就是意义，而不取决于是否求有所成。(www.daowen.com)

同样，通过目的的建构，生命历程中的自我否定不是对荒诞的证实，而是自我实现的必然方式，是自我实现的必经环节。生命本身就是以自我否定的方式来成长、成熟以至于本性的完全实现。没有自我否定，生命就是一成不变，波澜不惊，停留于原初。就历史而言，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但有时候历史是通过自我否定，即后退的方式来迈开前进的脚步。例如，马克思分析1851年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以及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说“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但是，“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6]。历史的发展进程，就是个自我否定的过程，退后是在为继续前进准备好充足的前提。就个人而言，亦是此理。自我否定，是自己把自己给否定，但同时进行这个否定主体是自己而不是别的、外在的东西，所以自我否定的结果是保存自己，完善自己，也就是发展了自己，实现了自己。这种自我否定所带来的自相矛盾，才使得人的心情和灵魂具有深度，在性格上臻于成熟之境。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如果主体片面地以一种形式而存在，它就会马上陷入这个矛盾：按照它的概念，它是整体，而按照它的存在情况，它却只是一方面。只有借取消这种自身以内的否定，生命才能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经历这种对立、矛盾和矛盾解决的过程是生物的一大特权；凡是始终只是肯定的东西，就会始终没有生命。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7]黑格尔还说：“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矛盾对立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8]所以，人格的价值的绝对性就在自我否定中建构起来。

朝目标奋进、不断努力的过程，自然使如此人生具有了不容抹杀的内在价值，从而不再虚无，即超越和扬弃了虚无。人生价值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由舆论来评价；一种是内在的——由其自身来确认。所谓价值，简言之，即“好”。外在的价值，是合乎社会的需要，所以为“好”；内在的价值，是合乎自我设定的目的，所以为“好”。一个教师，学生成绩高，我们说他把书教得好，是个好老师，他作为老师的“好”，其价值来自于外；如果他认为教师是他的天职，努力把知识传给每个学生，对学生负责乃是他的目的，那他的教师生涯本身就是“好”的，其价值不必以他人的评价为转移，也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