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观，都离不开人自己的认知、判断、选择和践行；如果没有这些，那么所谓的人生观只是被强加、灌输或者预装。但“人自己”又如何成为可能?

如前所论，立足于不同条件，我们用避、反和顺等不同方式处理与社会的关系，这些方式构成了我们在社会的力量的影响下应对的可能边界，从而说明，无论是避开、逆反还是顺应，都是针对社会而以避世者、反世者及顺世者的角色存在，质言之，仍然是社会作用的产物，仍然受到社会的赋予。有没有所谓的“人自己”，即独立于社会的本真的自我，以相对独立的姿态开始新的人生^[5]?

庄子曾经提出过“吾丧我”这个命题。“我”，在庄子的语境中，就是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具有种种角色、身份的自我，这并非本真的自我，因为这个自我是有限的，是破损的，是不完整的，人会迷失于其中。唯有把这个自我悬置、忘却，更高的“吾”作为本真的自我才会呈现出来。

彼得·L.伯格以他的理论更清晰、细致地回应和解释了庄子的上述命题：“我们以半夜从噩梦中惊醒过来的人为例。在梦境里，他失去了一切身份和定位感。即使在梦醒那一刻，个人生存和世界存在的现实也像是光怪陆离的梦境，似乎刹那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或变得面目全非。他躺在床上，似乎处在形而上的瘫痪状态，觉得自己离刚才噩梦中隐约出现的虚无只有一步之遥。在那个短暂的时刻里，他处在清醒的痛苦之中，似乎闻到了死亡缓慢来临的臭味，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寂灭后的虚无。接着，他摸索着找到一支香烟，俗话说，他‘回到了现实’。他提醒自己他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有何职业、第二天有何打算。他在房子里踱步，看到他在各个角落里留下的过去和现在的痕迹。”^[6]犹如梦境中的人，失去了一切被赋予的身份，只是个孤零零的、光溜溜的无凭无依的自我，此即类似于庄子所说的“吾”，乃自我之本真状态；当开始回忆名字、住址等信息，看到自己过去在房子里所留下的痕迹，即开始给“吾”重新定位，贴上标识，建构身份，确立角色，于是“吾”又变成了现实中的“我”。

庄子和彼得·L.伯格从各自的角度提到了“吾”的出现以及“我”的再生，其意皆在提示我们：回归于本真的自我，在一定条件下便可摆脱社会的约制，而使生命具有了另外的一种可能。这种本真的自我，是否真的在现实中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这种形式的自我为支点，把自己放在与社会相对无关的位置上加以观照、审视和筹划，如此一来，便使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主动规划和掌控的余地。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脱离社会而自行其是，古希腊的斯多葛派对人和命运的关系有个说法：“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可如是观。

我们并没有探讨哪一种人生观是正确的，更有价值；而是就人生观本身来反思，如果借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维模式，就是反思“人生观是如何可能的”。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讲，所谓人生观，究其实质，乃是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人提供的生存方式。人们或者选择顺从，或者选择躲避，或者选择对抗，无论哪种，都可视作人在社会这个棋盘上作为一个棋子的走法。明白这一点，并不悲观，而是能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角色并把它演好。

【注释】
(www.daowen.com)

[1]以下论述参考了美国社会学家彼得·L.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一书中的相关章节，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此处参考骆玉明师《游金梦》一书中的观点，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3]见徐凯文文章《人心、人性远比这个世界任何事物复杂》，网址：http：//www.sohu.com/a/272164494_99943119。

[4]借用当代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制度是如何思维的》一书中的概念。另见周雪光的文章《制度是如何思维的?》。

[5]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命题。首先，这个命题有个限定，讲的是基于“现实性”；再者，成熟的人皆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自我把自我本身当成对象的意识，换言之，人可在意识中把自我从自我本身暂时分开，这是人之所以相对超脱的主观意识上的前提。

[6][美]彼得·L.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0、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