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避开或者违逆，都是极端之举；更具常态的方式，是顺应。

《楚辞·渔父》中，就描写了一个有智慧的顺世主义者：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汩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说遭到流放，是因为整个社会污浊唯独他清白，整个社会酣醉唯独他清醒，所以他不被社会所容。屈原的答词非常激烈，他把自己同社会直接对立起来，分属两个极端，一个浑浊一个清白，一个酣醉一个清醒，他认为他不是在与某个邪恶的人、某个邪恶的小集团作斗争，而是与整个社会。这是屈原痛苦的根源，是屈原倍感孤独、不获理解的根源。富于智慧的渔父一听，就知道问题之所在，他给出的解脱路径是顺应社会，而非对抗。“凝滞于物”，是说切勿太执着，太激烈，认死理，咬着某个宗旨和观念不放；“与世推移”，是说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与时俱变。他人怎样，自己就跟着怎样，没必要把自己弄得特别另类、惹眼，只须内心有所坚守就可以了。

所谓“顺世”，其实包含着两个相反的内容：既与周围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因为，如果不与周围人打成一片，便容易被视为异类，说成是特立独行，不近人情，甚至逐渐发展成被排挤、被边缘化的态势，使自己与社会处在对立之中；如果不保持、坚守自我，与人打成一片的结果则是被环境完全同化。(www.daowen.com)

顺应式的人生观，坚持的是人的存在不能脱离社会。历史上很多哲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斯宾诺莎说，“唯有人对于人是最有益的”；马克思有名言“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孔子周游列国，寻求淑世的机会，偶遇避世者，坦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佛教本是出世的宗教，要人脱离家庭，参悟真谛，但在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被“中国化”，或者说逐步“入世化”，禅宗六祖惠能很坚决地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必须在社会当中修行，离开社会觉悟不了。

顺，当然是非常高妙、圆通的处世之道。但在实际中，不是谁都有如渔父的智慧，驾驭世事，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总难免顾此失彼，偏向一端。

例如，偏向“打成一片”，就容易演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提出来的，自提出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钱先生在中国顶尖学府待了大半辈子，平生阅人多矣，大概见惯了“聪明人”的表演和套路。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利己主义者，之所以称为“精致”，是因为他们深知体制需要人来支持，来呼应，来作受教听命状，且对如此作为者必有回报；体制也是有思维的^[4]，知道这些积极分子的居心，但正如其所料，又离不开他们的配合。所以，双方有心照不宣的“合谋”，互相成全、共赢。

无论是避世、反世和顺世，都是“人”在不同条件下对社会压力的不同反应。无疑，论反应并不局限于以上所提出的三种类型，还有很多种。但不管哪种，最终都可归结到社会规约下的生存取向；“人”对自身可能的生存方式的选择，构成了他的人生观的主要指向，而在这背后则隐藏的是“人”和社会难解难分的关系。那么，从这种关系出发，是否意味着社会犹如如来佛的五指山，给“人”的努力划定了不可逾越的边界?“人”究竟应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