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即避开社会。

“人”感觉到社会强大的压力和制约，又对个人安全、快乐和自由，对个性的舒展有强烈而执着的偏好，同时深知“滔滔者天下皆是”——社会是不可撼动和对抗的，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刻意与社会保持距离，防止彼此的深度交涉。避世者大多有隐的情怀。

中国古代有很多隐士。隐，就是主动拉开与他者的距离，令自己不为他者所关注，以此把自己“藏”起来。关于隐，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一般的，可能针对的是具体的人或者地域，有意避开不愿打交道的人物、地方；更深刻的，则是针对社会本身，即避世。

我们来看最大的隐士陶渊明对避世的真实看法。一般人说陶渊明有睹于晋宋之际社会的黑暗，本人出身名门却为小官，羞于为五斗米而折腰，加之性好山水风景，所以干脆辞职隐居，过着清贫、恬淡而合乎个人兴趣的生活。这说法大抵是不错的。不过，假如仔细揣摩陶渊明的诗文，可发现他之所以选择隐居，倒不完全是针对当时官场的黑暗、污浊与不公；我们设想，当时社会安宁、公道，陶渊明是不是就甘于在朝呢?不一定。与其说陶渊明对某种社会状态不满，毋宁说是对社会本身。除了污浊，可能更令陶渊明不满的，乃是社会的庸俗，而庸俗乃社会的常态。社会可以因政治的清明而安宁、谐和、富庶、公道，却无法疗治它根深蒂固的庸俗。以官场为例，恐怕都免不了刻板的程序、森严的等级、烦琐的规矩，尤其必须要自觉压抑和磨平一己之个性，这些都是陶渊明不愿意接受的。陶渊明认识得相当清楚、透彻，他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社会，回归田园。(www.daowen.com)

陶渊明的意义还在于：隐，绝不仅仅是身体的避开，更是心灵的超脱。陶渊明有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结庐在人境”，是说不离群索居，就生存于此世；“而无车马喧”，是说活得简单、清净。车马，象征着世俗中人热闹的人情酬酢；“心远地自偏”，是说尽管生活在社会中，却不受社会的干扰和影响，原因在“心远”——心灵超脱于社会之外。这就为后人摆脱纷杂的世务、获取心灵的宁静提供了精神资源。

现代社会的复杂、庞大、分化程度早已远远地超过了陶渊明的时代。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城市、高度发达的科技，把人卷入分工细密、节奏快速的都市中，人作为棋盘上渺不足道的棋子的感觉分外强烈。陶渊明式的回归内心、看淡世事、与世无争、沉浸在自己兴趣中的简单淳朴的方式，便对人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据说如今在终南山有数千名隐士，他们甘愿远离繁华的都市而过一种原生态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当然不可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向往自在、以尽量避开社会的规制又是大多数人的需要，于是就有了现代的“心隐”，这就是我们当下流行的“佛系”。

所谓“佛系”，是指流行于某些群体中对事不关心、不走心、怎样都行的活法。当然，这里的佛系，只是形式上有点像佛教所宣传的随缘任化、不把闲事放心头的立身宗旨，但与佛教存有根本的不同。佛教要人随缘任化，是彻底觉悟、明了世界的虚空本性，从而消除了执着之念后的结果。“佛系”，不过是现代社会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在强大的社会竞争格局中无法牢固占有一席之地，因而回到内心，构建自我的世界，而对外在环境干脆听之任之，不关心，也不大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