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在社会中生成的。

这个“人”，当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譬如狼孩，在狼群中长大的孩子，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是“人”，在文化意义上则不是；如果未经人类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它其实就是一头人形之狼。

被社会创造出来的“人”，不再是抽象的“人”，都有着具体的身份，如工人、商人、知识人、政客、教师。孔子可谓是中国最早的私家教师，东周时代，社会发展到“知识和文化下移”的阶段、程度，所以要诞生专门以知识的传授为职业的“人”，这就是教师。甚至还有虚构的“人”。中国传统社会有青天和侠客一流的人物。包拯就被神化为包青天，铁面无私，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化身；手底下还有展昭等侠客为他奔走，意味着公平和正义有维持自身的力量，而非孤立无援。有包青天和展大侠的存在，社会上的冤情得以昭雪，不平得以纠正，正义得以伸张。中国传统社会，法治没有发展起来，权利的观念和制度未在全民中普及、形成，而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正义”——不管如何来定义这个“正义”，在这种情况下，法治不发达而正义又不能完全缺位，于是乎“青天”和“大侠”就应运而生，来作为“正义”的维护者和主持者；即使在现实中这样的人物难得一见，也不妨碍人们通过文学的形式加以想象，以文学的真实来期待现实的真实。从“青天”和“侠客”的出现，可以看得很清楚：社会能创造它需要的“人”，哪怕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比较好理解了，“道”，即社会本身。“社会”作为先于个人的存在，创造出一系列适合其需要的各色人等。

社会有使“人”自觉进入角色、扮演好角色的控制机制，这些机制有一定的层次性。

如日常生活中的闲言碎语、流言蜚语，都是暗示人有可能偏离角色的轨道，促其回归。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因再婚而被视作失节，所以“不洁”，雇主家举行祭祀，都不许她沾边，以免玷污庄重的仪式。村里的闲人们指指点点，让祥林嫂心事沉重，她的人生经历背离了社会为她所设定的角色，所以活在众人的非议和指戳中，活在闲人们无时不在的闲言中，从而无法心安。

还有一系列制度来具体熏陶、教化和塑造人的行为。这些制度，如家庭、婚姻、经济、宗教等，犹如标准程序，为人的生命的运转提供完备的引导和解决方案。我们分别以“早恋”和“晚婚”为例来说明之。“早恋”，往往令家长和教师们如临大敌，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既然承认是“恋”，不管如何懵懂、稚嫩，就是发育到一定年龄阶段后的生理及心理的正常需要，而冠以“早”的名目，说明这种“恋”是不合时宜的，来得不是时候!“早恋”，在自然意义上是正常的，而在社会意义上却不被允许。由此可知，即使是恋爱，其背后也是“社会”在起主导作用。再以婚姻为例，现代社会使人的自立普遍延后，所以，晚婚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晚婚不等于不婚，年轻人大学毕业，工作稳定下来，还没有结婚，即使确因工作繁忙以及环境等问题无暇顾及，或者还想享受责任较少的单身生活以及单纯的恋爱，而暂不把结婚作为急切的需要，这个时候，逢年过节，亲朋聚会，就有所谓的“关心”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令其招架不住，如果摆脱不掉，就不得不听从安排，尽管是搪塞，却也是一种屈从，最终走上结婚之路。足见，婚姻并不是个人的本意，而是社会对人的规定和要求。(www.daowen.com)

社会对“人”最根本的、终极的控制方式，无疑还是暴力。人类步入文明的标志之一，是掌控暴力的行使，令其必要、合理以及正当，令其程序化，不至于陷入盲目的冲动境地。虽是如此，社会不大可能放弃暴力。没有暴力在背后来维持和制裁，越轨就无法制止。《红楼梦》中有段著名的宝玉挨打的故事，可用来说明暴力在引导人回归“正道”的作用^[2]。贾宝玉何以被他父亲贾政亲自动手打得死去活来呢?从社会学来看，这是贾政所代表的正统对离经叛道者的惩戒，目的是使其人回归主流。像贾宝玉锦衣玉食，享受着他这个权势之家给他创造的优越而风雅的生活。理应好好读正儿八经的四书，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以回报他的家族；相反，经常发奇谈怪论，心性不定，成天和大观园的女孩子们厮混在一起——在贾政之类的人看来，这是行将走偏、脱轨的征兆。而贾家作为簪缨世家，历经百年，慢慢露出衰败的趋势，如果家族中再无杰出人物在政坛上有所作为，荫庇贾家，真的就如大厦倾倒。所以，贾府上下把希望寄托在贾宝玉身上，偏偏他不争气，恰逢一连串对贾宝玉不利的事件叠加起来，致使贾政怒不可遏，下了狠手。而且，社会为维持其强大的控制力，皆倾向于垄断暴力。战国时思想家韩非子说游侠是国家应予以重点取缔和打击的几种蠹虫之一，其原因就在于“群侠以私剑养”，即游侠们自持武力，自成一系，敢于挑战国家权威，因之有能力吸纳和荫庇人口——这当然是国家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西汉政权建立后，国家对游侠不遗余力地打击，说明国家对暴力的拥有和使用是排他的。

社会的控制机制，最后还要落实到意识形态上。社会为人设立了价值坐标，只有接受价值坐标的定位和评判，人才会被社会最终肯定或者否定，拥有存在感或者遭到无视。人越是接近社会的期待，就越是被视作有价值，这样的人生状态是功德圆满，功成名就，受人敬仰，引人效法，这样的人生就叫作“修成正果”。我们以古典小说《西游记》为例来做说明。如果从人生寓言的角度来解读这部小说，可把孙悟空的经历比作人的成长历程。孙悟空无父无母，从石头里蹦出来，这象征人来自于自然界。他的学艺成功，好比人有了谋生的本领。但此时他还是“野”猴，所谓“野”，即还未获得主流社会的承认。孙悟空的大闹龙宫地府，大闹天庭，折腾几个来回，无非就是与社会进行磨合。他被压在五行山底下，这是社会对不驯服者的暴力镇压。孙悟空被唐僧从五行山解救出来，乃他重新为人的契机。起初，孙悟空自己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大约还保持着当年的野性——他受不了唐僧的唠叨，一气之下撂下挑子走人；准备回花果山，途经东海，顺访龙王。龙王善做思想工作，说：只有追随唐僧取经，才能修成“正果”；否则，终其一生也只是个“妖仙”。从社会学的意义来讲，“妖怪”就是被主流社会污名化的边缘人物；至于“正果”，正是社会设计和规定的人生正道。孙悟空把这话听进心里，从此，他义无反顾地回归主流，找到了他自己的人生之路，最后成为供人敬仰的佛，完成了自己——把“正果”终于修成。

每个时代都准备了各自的“正果”来供人、导人去修、去争取。例如中国唐宋的社会转型，由高门士族占据要津的时代逐渐转向平民阶层的崛起，且国家提供了制度性的上升渠道——科举考试。北宋真宗皇帝撰《劝学诗》，鼓励天下人向学：“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把读书的好处说得如此之实际、如此之诱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皇帝其实正式抛出了北宋时代的“正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劝导大众以读书应考为不二之阶梯，以功名富贵为唯一之鹄的，努力修行，逐次登攀，走这条最有价值的人生之路。

总之，“人”不可避免地处在社会的笼罩之下。打个不确切的比喻，“人”进入社会，就好像接受了社会的预装程序。社会赋予“人”以各种角色、身份，规定好“人”基于各自身份的使命和义务，同时还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来引导“人”按部就班走好生命的各个阶段。我们所说的人生观，很大程度上是由藏身于个体内的社会在导演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