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在讲法治，法治俨然已成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因之，我们有必要去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过有个认识的误区有待澄清：了解法律，不等于把法律条文当成知识，做到倒背如流。普法，也不是搞法律知识竞答。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已超过了一千部，这么庞大的数量即使是法律专业人士也不一定做到部部精通、如数家珍，更何况是对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们?我们学习法治，最主要的还是领会法治精神，培养法治思维。不领会法治精神，就有可能把现代法治误会为两千多年前中国法家所主张和实行的“法治”，要知道，商鞅他们当时在秦国所推行的“法治”，就很坚持立法周全，依法行政，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了；不培养法治思维，就有可能习惯性地把法律视作形式和条文，说是一套，实际上遵循的又是一套。

何谓法治精神?法治，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有别于其他的治理方式，如神治、人治等。讲法治，关键之处是要明确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人治模式下，也有法律，但法律基本上用如工具，是权力用来体现和行使它的意志的工具。如《管子·法法》说：“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法律，是明智的“圣人”制定出来管控社会的制度工具。

但现代社会对法律的理解大有不同。法律，不仅仅是个工具性的存在，它自身就有价值。法的价值核心，简言之，在于把人当人来对待。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的话来讲，“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敬重他人为人”^[3]。黑格尔深刻地揭示了法律的内在精神，黑格尔的观点实际上表达的是，近代以来社会转型、资产阶级崛起的大背景下法律要被价值重估的要求。这个时代的法律的基本价值导向，就是把对人的尊重置于首要位置。凡人皆有尊严，尊严必须被尊重，尊重则赖于法律。所以，这样的法律再不是奴役、管制人的恶法、暴法，而是人之尊严的可靠保障，法治也就成了文明的标志。

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这种法律观也包含着对人性的预先设定，但不像战国时的法家韩非子那样对准人性的恶，所以把法律作为制裁恶的手段；而是基于人性的自由。人之所以有尊严，又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表示既可行善也可作恶，无论行善还是作恶，均取决于他自己的意志；这种善恶上的不确定性，非但不构成人必须被严厉管控的理由，反而证实了人的尊严。如果缺乏自由意志，或者不承认有自由意志，那么人就下降成被规定、被安排、被推动的物，物是没有尊严的。

这种法律观把人的自由作为前提，承认人是自由的；进一步还承认人应该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人，贫富的差距，地位的高低，身份的贵贱，学识的优劣，只是外在的差异，而作为人都一样。“敬重他人为人”，就是每个人把他人作为同样有人格的人来对待。所以，法治的精神蕴含着一种待人的基本态度：人是自由的，人与人是平等的。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自由并不抽象，它要过渡到具体的形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具体的自由是权利。所以，人的尊严反映于他所拥有的种种权利上。尊重人的权利，就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权利首要的是人身权，如隐私权。窥探、侵犯人的隐私，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就是侵犯乃至践踏人的尊严。人权延伸、扩大到物上，就是人对物的所有权。所以，随意侵犯他人之物，其性质等同于侵犯人的尊严。

人的权利要被普遍承认，所以权利背后还隐藏着整个社会的共识，是整个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共同认可的约定，这就是契约。法治精神蕴含着契约观念。苏格拉底之死，可谓坚守契约精神的光辉典范。苏格拉底被控告引诱青年以及不信神的罪名，经法庭裁定，要判处死刑。这当然是莫须有的罪名，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不公的。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多方运作，在行刑之前买通了监狱的守卫，准备营救苏格拉底，带他到安全的异邦。明明是被冤屈的，明明有机会逃走，但苏格拉底不为所动，坚决接受法庭的判决。苏格拉底并非率性而为，意气用事，拿生命不当一回事，他有过深思熟虑。苏格拉底认为，他生于雅典，长于雅典，安享城邦带给他的安全和福利，此前从未对雅典的政治、法律有过非议，也没有自由选择移居异邦，这说明内心中已经默认了他和雅典通过法律所缔结的契约关系。此次判决是经过正当程序，依法做出的，不能因判决结果对他本人不利就说法律不公，不执行法律，违背他自己同意的契约。所以，苏格拉底坦然接受了死刑，无怨无悔。苏格拉底以他的自觉赴死表明：作为城邦的公民，无条件尊重法律的判决，是必尽的义务，更是对自己意志和人格的尊重。

尊严和契约是法治精神的内核，是法治得以建立的逻辑前提。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还在继续，还有许多障碍，其中与我们论题相关的，就是不重视尊严，不习惯守约。

我们有很多人还不能理解尊严的含义，还把虚荣、面子误认为尊严，以为只要到处玩得转，吃得开，路子广，交情多，人脉资源丰富，做事有人买账，就是有尊严。殊不知，尊严不是受追捧、被逢迎，而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尊严不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而是人对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存在者的自觉。还有一种漠视尊严的常见情形，要单独拿出来讨论，就是把感恩庸俗化，有人把他该做的当成施舍，如企业主把本该充分保障的工资、福利当成对员工的恩赐，以为没了他员工就活不了，活不好，把正常的工作关系转化为施恩和受恩的性质，用这个东西从心理上绑架人，要求回报，以促成人身的依附。这是贬损员工的价值，抹杀其尊严，是对人极大的不尊重。

还有很多人不能从契约的角度来规范他们的社会行为。现代社会以各类规则为枢轴，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规则论其性质应是社会成员相互达成的共识、契约。但遗憾的是，我们经常看见有人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者利益，往往不守规则。我们以交通法规为例。交通法规的遵守情况，最能检验出一个社会的法治程度和文明程度。基本上，成年人都能了解交规，可很少有人能绝对遵守交规。尽管现在城市街道上红绿灯、指示标识齐全完备，对人的约束力还是不够，重要路段还是需有专人来维持交通秩序。这说明交通规则作为出行者共同认可的契约，其权威并未深入人心，人们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灵活”判断要不要遵守交规，而没有把交规当成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产物，没有意识到违反交规就是违背自己的意志，或者说没有坚持自己意志的一贯性，总是出于临时需要和特殊情况来权衡和改变。(www.daowen.com)

综合以上所述，转回修养的主题，法治对我们普通人的意义在于：领会和把握法治精神，把自我人格中法权的一面建构起来，培养现代法治社会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具体来说，就在于两点：自尊和重约。

人的尊严首先表现在自尊上。自尊，就是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个有尊严的存在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尊严放在立身处世的第一位，不可以任何理由来牺牲尊严，辱没尊严。央视曾经报道过，2018年夏季，温州一个准大学生家境贫寒，为攒够学费，一个夏天卖了七万斤西瓜。他自立自强的故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当地人广泛的感动和同情，许多人慷慨解囊，愿意无条件资助他读书，但他一分钱也没要，理由很简单，他说：“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原则和尊严。现在我自己有能力，肯定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些是拿钱都换不来的。”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助、馈赠，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尽管这个过程艰辛、曲折，但一个人的尊严就这样很好地表现出来；尽管生活不会因自己的努力而很快得到改善，但能赢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同理，自尊心很强的人自然重视契约，自觉遵守各类社会规则，而羞于违背约定，践踏规则。契约，不仅仅是项承诺，更是人格的外化。所以，履行约定，遵守规则，就不是基于利害的考虑，也不是基于个人的习惯或者环境的影响，更是个人对自我人格的自觉。

我们今天讨论大学精神的人，都好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话：大学，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这是至理名言，大学之所以大，就在于有各类举足轻重的大学者，他们在知识和学问上的卓越成就令大学作为学术的殿堂巍然高大，引人景仰。不过，大学毕竟是学校，还承担着陶冶、作育人才的使命；不仅要使学生在专业的造诣上精深，更要在人格的砥砺上精进——从不成熟逐步迈向成熟之境，成为一个能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社会的“大人”。所以，思想、道德和法律的素养必不可少，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自觉的良知，有明确的法权意识，应超越专业的限制而成为所有大学生的共同的修养目标。

【注释】

[1]本段论述参考了孙立平《脑残是如何发生的》一文的观点，网址：http：//www.sohu.com/a/167770063_99958031。

[2]见新京报文章《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文章网址：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8/07/content_455722.htm?div=-1。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