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在很多哲学家眼里，是人和动物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德国哲学家康德说道德律使人性伟岸而崇高，是人高贵尊严之所在。所以，缺德、失德、不德，在许多道德家看来，无异于堕落如禽兽。

不过，现在有的学者不赞同，他们研究认为，动物也有类似于人类的道德行为，如合群、敬长、助幼、扶困等。但我认为，不能把动物的这些行为称之为道德，只能说是类道德。假设有一天人工智能技术有飞跃的进步，人类发明的智能机器人能自动识别情境，在大街上帮助身体不便者过街道，或者做义工等，不能说他们道德。为什么?这里牵涉到道德之所以为道德的地方，就是道德一定出于行为人的自觉，而不是自动。自觉和自动不同，自觉是有意为之，他知道他在这样做且为什么这样做；自动则不然，或者是自我的本能使然，如动物的所谓道德，或者是被预先设定、安排，如智能机器人。

所以，讲道德，必须从主观心理开始，必须先有自觉的道德意识。道德高于人的自然本能，那么，道德意识从何而来?就此有各种说法，如天赋论、神启论以及人的理性能力或者情感能力等。我们不是讨论道德哲学，所以不必逐一分辨和反思，我们先把道德作为人人皆有但只是处于潜在状态的意识，我们可以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概念来说，是“良知”。“良知”，顾名思义，是好的、善的认知，反过来说更显明——“良知”就是“知良”，是人人皆有的判断事物好坏、善恶、良莠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待教导，人就有可能凭自己的能力自主，自觉判断一件事情、一个行为的好坏和善恶，并践行之。

为什么人人皆有呢?我们用一个发生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身上的故事来说明：据说王阳明任县令时，曾经逮住了一个盗贼，没有惩罚，而是宣讲他的哲学思想——“良知”，启发盗贼的道德觉悟。但那个盗贼听不进去，排斥阳明的教育，还大言不惭地说：凭什么证明人都有良知?阳明不动声色，令人脱盗贼的衣服，刚开始盗贼还无所谓，等到最后底裤快要被扒下的时候，下意识地夹紧双腿，王阳明大喝一声：良知就在这里。良知的最初形态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情感，是羞耻感，是不好意思，是难为情，是内心的愧疚不安。人的自然涌现，不待思索的直接感受，就已经在理性作判断之前表明了人的直接态度——“对”还是“不对”。

如果从修养来讲道德，最重要的不是接受道德知识，如去认识何为诚信，何为正直，何为勇敢等，而是“致良知”，把人潜在的道德意识在各类具体情境中彻底、完全地表现出来，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主体。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良知如何被遮蔽?

我们举一个实例来说明。2013年8月7日《新京报》发表了一篇人物访谈，受访者是一个叫张红兵的北京律师，当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通过《新京报》表达他对母亲的忏悔^[2]。

1970年还在读初中的张红兵，举报母亲在家里发表不当言论，直接导致他母亲被枪决。此事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几十年来他饱受心灵的折磨。他说：“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很明显，这是张红兵的良知发现后，自己对自己的“惩罚”，他在梦里和母亲说不上话，实际上是在自己良知面前的愧疚。那么，张红兵何以会举报生母呢?(www.daowen.com)

《新京报》的记者问他当年“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张红兵说：“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张红兵对他自己心态的剖析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被要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稳立场，被要求能经受住考验，政治是大于亲情的；人们能大义凛然地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就政治立场划清界限，是正当的。但是，从张红兵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见他潜意识中埋藏的原始动机。懵懵然，他想通过这种大义灭亲的所谓“无私”行为来获取当兵、进工厂等机会，“无私”的背后还藏着更深层次的“私”——这是潜于人性深处的本能。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涉世尚浅，打错了算盘，愿望落了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失去了至亲，还让自己从此心神不安，彻底被置于良知的注视、审判和裁决之下。张红兵一步走错，悔恨终生。我们可以指责张红兵打错了算盘，但不能否认他懂得为自己打算盘。他作祟的私心以及小聪明，把他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当然，最后张红兵良知觉醒，他再也不能自离于悔恨。

从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内心中不自觉的“私”以及自以为得计的“智”，乃是遮蔽良知的两大因素。

宋明理学家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北宋理学家程颢在《定性书》中认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曾有学生问王阳明：人都知道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却不能做到，这说明知和行不统一，是两件事。阳明回答：“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阳明还说：“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弊。”抛开宋明理学的特定概念，这些对人性的观察和判断，即使放到我们今天，也没有过时，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启发。

明白良知被遮蔽的原因，对于如何“致良知”，自然而然就有了相应的修养路径和方法。

第一个，是“无私”。所谓“无私”，不是说不为自己考虑，不顾自己的利益，而是说应该秉承公心，处事公道。简单来讲，就是凡事先问该不该，而不是把于己有利还是无利、利多还是利少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对于该做的事，不计成败利钝，尽力而为；对于不该做的事，即使有利可图，也要坚决止步；并且，对该做的事，亦须按事情本身的理路来，不搞花样。花样翻新，也是私心作祟的表现。

第二个，是“去智”。所谓“去智”，不是说不要智慧，而是不耍小聪明。因为小聪明一出来，就有了权衡、比较、算计、投机、作伪、造假等，将扭曲行为。我们从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些人为了在旅游景点逃票，费尽了心机，抄小路，翻护栏；有人为了在高峰时间段的地铁上能被人让座，有意假扮孕妇以博取人的同情。再就是研究规则，专门钻漏洞。对于耍弄小聪明的拙劣，古代的智者很多都认识得清楚。《庄子·刻意》说：“去知与故，循天之理。”《管子·心术上》：“君子恬愉无为，去智与故。”都是把不用小聪明作为走正路的修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