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皆有思想,但不一定皆有独立的思想。许多人的思想其实是被各种外在力量灌输的,是被格式化过了的。这类人的极端情形就是今天大家都讲的“脑残”。“脑残”即完全丧失了思维的独立性,缺乏独立认识和判断的能力,思维弱化,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依照被给定的思维框架及评判标准来认知事物。
“脑残”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呢?[1]有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
据媒体报道,现在有名为“教练技术”的企业培训项目。其培训目标号称是提升个人潜能,规划好个人发展路径,但经记者的调查发现,其效果恰好相反,令不少受训者步入歧途,生活和职业均受较大的影响。这种类型的培训,有一贯的操作模式。首先,是把受训者集中在封闭的环境内,通讯工具全部上交,不允许与外界沟通;其次,培训师鼓励受训者相互分享个人隐私,且会用背景音乐以及带有催眠性的话语故意营造某种氛围,令人情不自禁地袒露平时羞于启齿的话题,隐私分享的结果是使彼此的心理距离缩短;再次,则设立目标任务并有激励制度,令受训者配对,相互监督,任务完不成者会被当众唾骂、体罚或者罚款;最后,是灌输概念并用实践活动来配合,如对受训者宣传他们所从事的是慈善,是大爱的事业,又组织起来去养老院、学校等地方送温暖,以实际行动在受训者意识中强化慈善和爱的印象。整个培训流程走下来,受训者从平台这里获得了日常生活中未曾拥有、体会到的成就感和价值感,自觉换了个人,造成受训者情感上依赖、认同培训平台,不自觉地疏远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圈子。
这个例子较为典型,培训平台成功改造学员的过程,就是先逐渐瓦解学员的固有人格,令其一步步丧失思想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反复输入被精心包装过的观念,内化于学员的心中,完成了精神控制。
如果从更普泛的层面来探讨“脑残”的发生,从上述事例来看,有如下几个惯用的方式。
首先,控制信息接受渠道,令人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甄别的可能,只能接受控制者精心组织和反复强化的信息。人的思想基于对他所接收信息的处理。渠道被限定,信息会按照控制者的意愿方式流入人的头脑中,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就是在一个封闭的资讯环境中展开,没有参照,没有对比,这会引导他的思维自动生成某些结论。据说中华民国成立后,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有称帝改制的念头,他极其在意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袁世凯平素习惯看《顺天时报》,从这报纸能见到各大强国的政治立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当然希望袁世凯走帝制之路,为坚定其父的决心和信心,想出了个匪夷所思而又大胆无比的点子:派人仿编《顺天时报》,全国独此一份,特供袁世凯,上面全是列强支持、乐见袁世凯改制的言论。袁世凯于是得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列强不反对他,于是坚定不移地更改国体,罔顾民意。一辈子玩人于股掌之上的袁世凯居然被自己的儿子暗中控制信息接收渠道,做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策,开了历史的倒车,葬送了自己。
其次,是塑造思维框架。给予人一套认识事物、判断现象的思维框架,不必简单、勉强灌输特定的思想,人们也会自然按照这一思维框架来组织材料,得出该结论。很多年前,我们把辩证法简化为几条认知规则,其中一个是“一分为二”,这个认知模式主张事物可无限分为两个对立面,有正有反,有善有恶,有好有坏,有正确有错误,有主有次,有本质有现象,有成绩有不足,等等。所以,接受了这个框架后,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习惯性地从两个方面来比较和判断:批评一个人,先从肯定他开始;谈业绩,以不足来衬托。这样,看问题就自然比较“全面”而不那么“片面”了,对事物自然就比较“透彻”而不那么“模糊”了,认识就自然“深刻”而不那么“肤浅”了。(www.daowen.com)
最后,就是玩弄语言,制造概念。语言能表达思想,同时也能遮蔽思想。思想一旦取得了语言的形式,就会成为人们信之不疑的“成见”,人往往迷失于“成见”中。《庄子》里有个“朝三暮四”的故事,就揭示了人的这种迷失。养猴人养了好多只猴子,为它们安排一天伙食:早上三颗橡子,晚上四颗,猴子们龇牙咧嘴,对这种分法表示不满;养猴人换了说法,早上四颗,晚上三颗,猴子们一听,顿时心满意足。《庄子》就此说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橡子总数不变,仅仅是分配方式改变了,但猴子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怒。猴子的喜怒就被这实不变而名变的说法所引导和控制。社会总是通过制造概念或者重新界定概念的内涵来操控人们的思想。例如,有人问孟子,儒家主张臣不能反君,那么周武王反商纣王是怎么回事?孟子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倒行逆施,是独夫民贼,不是君主,所以周武王不是弑君主,而是诛独夫。小孩子大都怕吃药,一听说是药,嫌苦,一百个不乐意;如果要让小孩子们主动吃药,最好说这不是药而是饮料。因为饮料是甜的,小孩子们都爱,不但配合,甚至还要争抢。经济大环境不好,企业要减员增效,如果大张旗鼓裁员,可能引发方方面面的过度关注,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所以许多企业组织了说辞,改变说法,说这不是“裁员”,而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这样一来,各方面都好交代,说得通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挣脱束缚,以令思想能独立、自主起来呢?
第一,保持开放性,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来源获取资讯。《老子》中有句话:“不出户,知天下。”常人以为知识来自于见闻,见闻越多,知识越多。老子反其道而行之,却说知天下不必行万里路,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老子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人闭门造车,而是要因人以知人,因事以知事,尽量利用不同的渠道去了解天下。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量的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直接关系到思想的解放与独立的程度。
第二,不受蔽于特定立场,思考角度不拘一格。苏东坡有篇《留侯论》的史论,是评述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传说张良年轻时因刺杀秦始皇失败,逃亡下邳。曾经遇上奇人黄石公,被授予兵书,从此张良智慧无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因非凡的际遇从而改变了命运,是一般人的认识,苏东坡却不这么看,他觉得这种看法乃无稽之谈,人绝不会因为某本书而变得不凡;他换了个角度思考,人的成熟标志是受得起挫折。黄石公有意羞辱年轻的张良,是借此磨炼张良的心性,使张良坚忍起来,不因小小的刺激就鲁莽行事,令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轻易挥霍和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才华。有这种精神境界在,才使张良有能力辅助刘邦平定天下。
第三,驾驭语言,理解概念的本性。认识语言的本性,穿透语言的迷雾,跳出语言的牢笼。历史上有很多智者对语言的功能和限制了然于心,如庄子就由得鱼忘筌来类比人应该得意忘言。筌是打鱼的工具,打鱼才是目的;得意是目的,言辞不过是阶梯,目的实现后,阶梯可以撤下。类似的,禅宗讲不立文字,明心见性,同样是要人摆脱文字,在真理性的认识上须有高度的灵活性,不能拘泥于语言的条条框框。
更重要的,是要有批判意识。批判不是批评,不是对某种思想观念的是非对错进行评议和攻击,不是对具体某事说是道非,而是追溯该思想观念得以产生的前提,研讨前提的合理性。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他的哲学就被称作“批判哲学”,他有著名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判断力批判》。他批判的对象,不是具体事物本身,而是对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感的反思,探寻人性中这三大本质能力的先验原则。如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他以手术刀般锋利的理性思维一层层解剖知识之所以为知识、知识之所以具备普遍必然性的逻辑前提,从感性的时空到知性的范畴架构,最终落在人的先验自我意识之上,这是人类认识的逻辑起点。既溯其源,自觉循此出发,便为人的认识厘定了边界——有可能被认识的,有不可能被认识的。可能被认识的,是大千万象;不能被认识的,是事物自身。物自身不可知,但须信;物自身不进入认识范围,却须被置于信仰之中。这样,通过批判,康德分清了认识和信仰、可知和可信等泾渭分明的两大领域,由此确立了对待知识和信仰的不同态度。有批判为依据,对待知识和信仰的各自态度才是合理的。康德为后人树立了理性反思的典范。批判使人的思维彻底明晰、清楚,使人不再一股脑儿对各类观念简单肯定或者否定,简单接受或者排斥,随情感、立场或者利益等非理性因素而定,而是追溯前提,探寻条件,厘清范围,划定界限,这样的工作就为人的思想奠定了理性的基础,也就意味着思想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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