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初，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选举黄松坚为书记，韦纪、黄德胜、赵润兰（又名赵敏）为委员，标志着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1月20日，中共滇黔桂边区临委在谷留村召开边区劳农会代表大会，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和滇黔桂边区劳农会。黄庆金任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朱鹤云等6人任常委；黄松坚兼任劳农会主席和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政委，梁振标任司令员，李著轩、朱鹤云、韦天恒都编在第十一支队，朱鹤云担任中队长。至此，滇黔桂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群各组织机构组建完成。11月底，云南广富守备军“进剿”谷拉乡恒村，游击队、赤卫队在红军指挥员带领下与敌人展开激战。军民英勇顽强，奋勇杀敌。敌军折损过半，慌忙逃出根据地。红军游击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斗志。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向贵州挺进，蒋介石除令黔军加紧堵截、桂军积极尾追外，还急电云南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为有效牵制滇桂之敌，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滇黔桂边区临时党委决定主动出击，进攻皈朝，佯攻富宁县城，以达到威震敌人、牵制敌军的目的。游击队从七村九弄地区开出后，在百油地区作了短期休整，消灭了盘踞皈朝之敌，并利用街日，集中红军游击队和附近各赤卫队共1000多人召开大会。临委书记黄松坚在大会上讲话，宣传红军，宣传劳农会，宣传共产党主张，揭露反动派对红军的诬蔑。游击队进军皈朝的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

1934年12月中旬，为进一步加强滇桂边境与中越（靖西）边境游击队的联系，扩大革命根据地势力与范围，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派韦纪和黄庆金等6人离开富州县九弄到右江下游向都县组建劳农游击队第二联队（任命韦纪为队长，黄庆金为政委）。韦纪和黄庆金接受任务后，于次日清晨带领冯养邦、覃恩、韦德高和韦八等骨干，从富州县谷拉村出发，经奉议五村时，与崔伯韫和徐平联系后前往天保县那甲乡，19日夜抵达那甲乡多模村伏屯。几天后，韦纪和黄庆金等5人被敌人逮捕，威武不屈，英勇就义。李著轩服从组织分配，到花甲区去组织领导武装工作，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一个赤卫队，傅少华任队长，队员有400多人。在李著轩领导下，赤卫队在花甲区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国民党伪区公所受到沉重打击，敌区区长汤焕之和黄正高被击毙。1934年12月，李著轩、傅少华等又率领赤卫队与第十一支队会合，在富州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滇黔桂国民党军队视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为眼中钉、肉中刺，绞尽脑汁企图一举消灭他们。这时，中央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敌军调兵遣将攻打中央红军，妄想阻挠中央红军北上。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四渡赤水，巧妙地避开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北上。敌人扑空，调头对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实行“三省会剿”，滇黔桂敌军倾巢而出。滇军向九弄的龙所、龙洒、谷拉、谷龙、多傲等寨大举进攻，桂军则进攻谷桃等地。敌军对所经过的多立、龙定、龙华等村寨，一路烧杀抢夺。游击队伍当中有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被吓得变节投敌，出卖同志，局势十分险恶。一天，韦天恒与一队员下山筹粮因不慎暴露而被敌人追击，同行者被捕后供出韦天恒。大批敌人在山上包围并搜铺韦天恒，韦天恒边退边英勇还击，子弹打光后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最后在富州英勇就义。

1935年5月，黄松坚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要求到上海汇报工作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赴延安学习）。10月下旬，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除留小部分随边区临委活动外，主力由黄德胜带领转移到中越边境休整，扩充兵员，并把游击队5个大队改编为3个支队，朱鹤云被任命为第三支队队长。整编后，3个支队又从靖西安宁回师富州那达集中。不久，黄德胜命令朱鹤云攻克剥隘镇，获胜后俘获国民党一名副县长及一批士兵，缴获一批军用物资。(www.daowen.com)

黄松坚在上海不幸被捕入狱后，为加强边区革命根据地领导，广西右江下游党委派出原红七军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滕静夫（化名何尚刚）到富州接替黄松坚领导革命工作。1936年5月，滕静夫在者兰汀水主持召开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和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会议选举滕静夫为边区党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黄德胜任游击队司令员，梁振标任副司令员，李家祺任参谋长，朱鹤云（化名朱国英）任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赵润兰（又名赵敏）、副主任黄沙平。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下设6个大队，朱鹤云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李著轩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

第二次党代会后，边区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到6个大队1500多人枪。游击队又活跃起来，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云南的富州扩展到广南、麻栗坡，从广西的百色扩展到西林、田西、西隆等地。

经过8年艰苦斗争，红军队伍不断壮大，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形成了以七村九弄为中心，活动范围覆盖滇黔桂3省28个县4万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边区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到8000多人枪（其中富州地区红军游击队2000多人枪、赤卫队2000多人枪），与滇黔桂军阀进行了35次反“围剿”斗争，牵制敌人7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