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陈洪涛等根据党的指示，坚持在右江地区进行革命斗争，克服种种困难，给“围剿”右江苏区的反动派予以沉重的打击。

此前，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不久，滇军在南宁败退。新桂系军阀在追击溃退滇军时，乘机侵占了右江沿岸的果德、思林、恩隆、恩阳、奉议、百色等县的县城。

1.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扩编

红七军主力从河池出发后，韦拔群、陈洪涛即带着74人的队伍和第二十一师的番号回到东兰。在认真分析右江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有利因素和困难条件后，党组织决定以留守苏区的少数红军战士为骨干，把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扩编到第二十一师，下辖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和独立团（由巴暮特务营、直属队特务营组成）。整编后的百谷村、那恒村的赤卫军编在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二团一营四连，主要队员中，滕国栋任团长、韦纪任营长、韦天恒任连长、朱鹤云任排长，李著轩任特务连长（后任恩隆县苏维埃政府第四任主席）。各县新建赤卫军常备营，区、乡建立赤卫队。各地群众纷纷踊跃报名参军，仅3个月时间，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就扩编达到3000多人。

1931年1月上旬，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在恩隆县七里区乙圩举行成立庆祝大会。到会各族军民5000多人，韦拔群、陈洪涛在会上号召广大军民要继续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直至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与此同时，中共右江特委也进行了改选，由陈洪涛任书记，韦拔群、黄松坚、陆浩仁为委员，领导第二十一师坚持斗争，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

2.右江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斗争

成立大会后，刚组建的第二十一师立即投入保卫、巩固根据地的斗争。韦拔群抓住敌人未进犯时机，一方面指挥部队扫荡各地残余反动武装；另一方面举办军政训练班、地雷训练班等，培训各种军事政治技术干部，准备与反革命势力决斗。同时，各县党政机关和赤卫军转移到山区农村活动。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迁到恩隆县七里山区那拔村办公。

（1）第一次反“围剿”战斗

1931年3月，新桂系军阀为镇压革命，调派廖磊纠集1万人马，分三路从东、西、北面大举进犯根据地，企图在东兰、凤山消灭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3月中下旬，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东兰、凤山根据地中心的西山、中山和东山进犯。苏区军民采取“敌少我打，敌多我盘旋打圈子”的灵活机动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抗击进犯敌人，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很大的代价。

在右江沿岸的红七军第六十二团、独立团与广大各族群众一起英勇袭击进犯敌人。1931年3月，当敌人疯狂进犯东兰、凤山时，滕国栋率领红六十二团，在七里山区配合红六十一团牵制和阻击了敌军的2个团。7月，黄书祥指挥独立团和向都县赤卫军1000多人，攻占了向都县城，赶走了反动县长，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革命青年和群众。右江沿岸的田州、平马、思林、果德、向都城镇也广泛开展活动。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东兰、凤山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8月，中共两广省委巡视员陈道生抵达西山，传达中央关于纠正“立三”错误路线的指示。中共右江特委在东兰泗孟乡丘板屯召开扩大会议，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把红七军第二十一师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把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各县苏维埃政府也改为县革命委员会。会后红军战士在东山地区进行整训，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增强了反“围剿”斗争的决心和信心。8月下旬，为减轻敌对西山的压力，师长韦拔群率领队伍东渡红水河，围攻田德高、奔袭蒙元彩、打凤凰团局、拔百马据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www.daowen.com)

（2）第二次反“围剿”战斗

1931年11月，新桂系军阀为了消除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调集7000多人向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仍采取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利用西山有利地形，时而据险伏击，时而主动出击，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

1931年12月底，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第三师党委在万冈县西山朝马峒召开特别常委会，决定缩编红军队伍，化整为零，把骨干分子组成10个杀奸团，每团30人左右。这些精悍的杀奸团在保卫根据地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百谷村的队员在此次整编中挥泪告别七里山区，回到乡里以各种方式维持生计，暗中却继续进行革命串联活动。

1932年1月下旬，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第三师党委在西山弄京果六峒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当时斗争形势，为保存党的干部力量，决定抽调黄松坚、黄举平、黄大权等30多位干部，分两路到外线的黔桂边和右江下游去开辟游击新区。1932年6月1日，中共右江特委发出的《为时局告群众书》指出：“右江革命虽暂时受挫折了，但是全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还是向前发展的。”号召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斗争到底。1934年黄松坚到滇桂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辟了云南省富宁七村九弄的游击根据地。

在这段时间里，右江下游的黄书祥与中共向都县委书记陈鼓涛等率领红军和农民赤卫军在平冶、果德、那马和向都一带与敌人周旋，伺机打击敌人。

（3）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1932年8月，蒋桂军阀矛盾趋缓和，新桂系军阀又增派近1万兵力，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敌人制定“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采取“缩网收鱼”的策略，步步为营，节节搜索前进。同时，为了断绝群众对红军的接济和联系，除继续采取“四光”政策外，还强迫实行集中管制法，不许群众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妄想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在山里，但群众却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送粮、送情报。在巴暮地区，红军和赤卫队400多人英勇抗击10倍于他们、装备精良的敌人，在敌众我寡情况下英勇战斗。甘孟山上80多名红军指战员与敌人激烈战斗3昼夜只剩下9个人，宁死不屈，子弹和石头打光了，便与敌人肉搏，最后抱着敌人一起跳下悬崖。

韦拔群、陈洪涛在艰苦复杂斗争中不幸牺牲，革命受到很大损失，但革命火种并没有因此熄灭。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书记黄松坚（后任中共滇黔桂边委书记）和中共黔桂边委书记黄举平（后任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主席）等继续担负起领导整个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任务，先后建立了东兰中心县委、田向中心县委和那马中心县委等组织，不断恢复发展革命力量。右江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地坚持革命斗争，直至广西全境解放。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它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种子播洒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策应和配合了各个革命根据地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