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10年,社会陷入军阀割据混战和种种社会危机的黑暗之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为了实现政治上真正的变革,必须彻底地批判旧思想、旧文化,引进新道德、新观念。由此,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与推进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

在一场变革中,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必然有舆论阵地来进行宣传,这就是《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之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包括在之后的中西文化论战之中,各派学者也通过其各自的报刊或杂志进行学术交流。这个时期的报刊是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第二卷第一号由《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突出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大力推崇。初期的《新青年》以驳斥封建意识形态为宗旨,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领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17年初,以陈独秀调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为契机,《新青年》迁至北京,在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先后加入撰稿之后,《新青年》首次改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其中鲁迅的《狂人日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吹响“五四”运动的号角。

接下来三余年,《新青年》不断蓬勃发展,直至1922年7月休刊。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后期则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

《新青年》在这一时期倡导个性青年,宣扬体育精神,驳斥守旧派,呼吁解放妇女和儿童,并对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对于先进的民主、科学精神的宣扬,使时值黑暗时期的人民重又看到了希望,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6](www.daowen.com)

新文化运动中,除了《新青年》这一极负盛名的刊物,在其引发的中西文化论战中,也有闪着不同流派思维光芒的刊物。

在第一阶段,《新青年》中激烈批判旧文化、全盘否定旧文化的态度,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杜亚泉通过其主编的《东方杂志》连续发表文章,《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第二种杂志,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的资料库”,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此番被主张以中国固有之文明“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的守旧派利用,作为他们宣传思想的舆论阵地,先后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等文章,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至第二阶段,章士钊、梁启超等人为了缓和中西文化论战,先后提出“新旧调和”论、中西文化“化合”论,新文化运动主将将《每周评论》这一周刊报纸也纳入舆论阵地,积极参加论战,试图证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尽管后期因为裸露的言论而遭到封禁和停刊,但其在论战中宣扬思想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广泛吸纳新兴思想的时期,是中国向前迈出巨大一步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报纸杂志等纸媒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推动革命的先行者,知识分子将纸媒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报刊杂志是人们了解新事物的唯一途径,借助纸媒来宣传新的思想,其影响面无疑是广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这一时期的纸媒以其推动变革、传播新知的使命而实现了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