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丰碑。从初创时期的三间小厂房到极盛时期媲美世界的文化输出机构,汇聚了无数先贤们的奋斗,也孕育了众多文化巨匠,他们从这里出发,影响中国的各行各业,对中国近代历史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初的上海,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中心之一,汇聚着鲁迅、巴金、丁玲、郑振铎等许许多多的著名文学家(包括著名的多伦路文化街)。加之近代上海与商务印书馆共同具有的大气谦和的城市文化,商务接纳了许多文学家的文本,也印刷出了一份又一份如雷贯耳的书刊——于是一张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上海近代文化地图便悄然形成了。

著名的文学家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说过：商务印书馆对于老舍来说,非同小可,是绝顶重要的阵地。老舍先生头四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日》《二马》《小坡的生日》全是发表在商务办的《小说月报》上的,奠定了老舍先生在文坛的地位,他也成为中国现代白话文体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的巴金先生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27年3月至1928年8月初赴法留学时,写成了处女作中篇小说《灭亡》,发表时使用笔名“巴金”,载1929年1月至4月《小说月刊》第20卷第1号至第4号。《灭亡》是巴金漫长的文学生涯的起点,这部作品被看作是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有人在回顾1932年的文坛时认为：“在怠惰和疲惫的状态下支持着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一个。”巴金先生曾感慨,“我是五四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

著名的文学家冰心曾经回忆,她和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长的学习和文字的姻缘。她的第一本启蒙书籍,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出版的《说部丛书》中的许多小说,对少年的她都有很大的帮助。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也为少年时的冰心所喜爱。她的第一本小说《超人》和第一部诗集《繁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和商务印书馆有着长久的合作。他的第一篇文言文小说《怀旧》是在商务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是在商务出版的。1921年到1925年间,鲁迅在商务发表和出版的译著最多。后来收入《呐喊》和《彷徨》的《白光》《端午节》《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等七篇小说,分别发表在这个时期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上。这三种杂志还刊登了鲁迅翻译的作品如《鱼的悲哀》《小鸡的悲剧》,以及收于《文学研究会丛书》第一种的译作《爱罗先珂童话集》等。商务印书馆是鲁迅早年从事文学活动的阵地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务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也反映了商务与许多著名学者建立的良好关系。^[6]而商务若是没有“大气谦和”的气质与馆内文化,又怎么能吸引如此之多的文学家,又怎能达到如此辉煌?

商务印书馆120年专题展

商务印书馆120年专题展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是当代的上海精神,也是近代中国上海独有的历史文化。而商务印书馆尽管已迁至北京,仍可被称为是上海近代历史文化地图的中心,也是上海近代历史文化最典型的“代言人”。

商务印书馆的大功臣张元济先生写下了这样的歌词：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

顺潮流左右应付,稳渡过,滩险浪急。

论传天演,木铎启路。

日新无已,望如朝曙。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

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www.daowen.com)

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

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7]

可以说,是近代上海的文化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而商务印书馆的辉煌最终也成为近代上海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商务印书馆这棵千丈之松一定会继续生长下去,一定会继续将近代以来的上海历史文化与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专家点评]

这是一篇文笔优美、具有一定思辨性的近代史论文。作者以历时性的视角,探讨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上海近代历史)发展不同时间阶段之间的关联性,从中概括出两者之间的辩证特质。作者的笔触如同纪录片那样,按照时间顺序,从几个侧面,梳理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脉络,重点突出了其中的人、事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这一点恰好是同本次论文大奖赛的主旨相合拍的。作者的语言能力值得赞赏,文字功底不错,层次分明,结构合理。

当然,这篇论文也有一些地方值得好好修改：(1)摘要不清楚。论文的摘要是为了让读者迅速知晓文章的观点,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概述。作者的看法需要十分清楚地在摘要中表现出来。(2)历史论文与一般叙事性或者议论性散文不同,它需要言必有出,必要的注释应该出现,以保证引言的权威性。(3)结尾处更像语文的文章,而非历史小论文。可以值得讨论的是,商务印书馆在当下的发展(目前总部在北京,上海也有分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可以同当代上海文化发展结合在一起?这是把历史与当下结合起来的问题,应该值得作者在结尾处予以讨论和延伸。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孟钟捷

【注释】

[1]黄琪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2020届学生。本文指导教师王雯。本文获2017年博学杯历史人文素养展示活动论文优胜奖。

[2]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9页。

[3]蔡丽丽：《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4]王益：《中日出版印刷文化的交流和商务印书馆》,《编辑学刊》1994年第1期。

[5]实藤惠秀、Hiroshi Ogawa：《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版。

[6]摘自商务印书馆120年专题展上所写的话。

[7]摘自商务印书馆官网：http：//www.cp.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