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张元济先生,他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传承、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主持工作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自1902年进馆后,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发展迅速,然而却也碰到过不小的波折。《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那个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却显得有些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的干将都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也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曾经引以为豪的商务还能否担当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当时商务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就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1920年,茅盾走进了著名的《小说月报》,起草《改革宣言》：不仅要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不但完全除去了过去男女情爱的闲适浮躁之风格,更是倡导起了“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现在诸多为人们熟知的文学大家(譬如老舍、巴金、丁玲等)都是通过《小说月报》真正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仅1920年到1922年间,郑振铎、竺可桢、顾颉刚、谢六逸、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任鸿隽、陶孟和等后来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科学等领域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陆续进馆。商务印书馆也因为这样的人才齐聚而开始攀爬另一个辉煌的山巅,正如“中国文化的双子星”中的另一颗星——“五四”时期在蔡元培先生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商务也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到1926年,商务已经成为了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

而张元济时期商务的转变还远不止如此——更重要的便是“中日合资”。在上海受到各国文化影响与冲击时,商务也大胆与日本出版业人进行交流并接受帮助。这一切多要归功为张元济的开明与睿智,而这样的开明、睿智除了因为张元济本人希望传播新学、新知的强烈愿望,上海当时多元的文化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日合资对商务的其中一个贡献,是在印刷小学教科书时,日本一方给予商务的建议与帮助。最后商务编印出版的小学教科书很成功,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大贡献。商务印书馆“最新小学教科书”出版后,清政府学部(相当于日后的教育部)所编小学教科书也以商务的体例为体例了。商务印书馆不仅获得了荣誉,更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至1910年,商务的资本已扩大到一百万元。

中日合资对商务的另一个贡献,是印刷能力的扩充和印刷质量的提高。它是与编辑水平的提高相配合的。如果没有印刷能力的扩充和印刷质量的提高,教科书编得再好也不能精美地、及时地、大量地印刷出来。^[4]这段合资共赢延续了十一年。^[5](www.daowen.com)

表1：中译日书籍统计表(1660—1978)

∗每年平均书数：1868—1978：52.36　　1912—1978：72.65
1896—1978：70.15　　1938—1978：75.90

如表1所示,从1896年起中译日书籍数量出现了大幅度上升,其中展现的是中日出版业的友好交流。商务受到近代上海开明睿智的文化影响,其中自然也出了很大一分力。试问当时全中国除了上海,还有哪个地区的出版社可以如此开明睿智,走出合资的一步?

同样,这种近代上海独有的文化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