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四位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既不属于文人或知识分子圈,亦无显赫的家世,跟上层名门家族或累世藏书家更沾不上半点关系。相反,他们的背景平凡,几代之前因家贫而移居上海,自小投靠外国传教士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毕业后,他们加入了由洋人开办的美华书局当印刷学徒。四人的出身和所走的路,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异途’,是被知识分子所普遍厌弃的。他们对于现状深感不满,不甘一生替洋人工作,一直渴求上进。后来把握了一次偶然而来的机会,合伙创办了商务。”^[2]这是一名“老商务人”对商务创始人的身份直白而笃定的概括。

“1897年‘西学东渐’早已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序幕,在这样的交流与冲突中,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维新思想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并出现文化革新的要求,这给中国的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除了教会出版业和官书局,向近代化迈进的民营出版业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3]曾在商务工作过的陈叔通说：“在商务诞生之前有书商无文化价值。”——加之进入近代以后,上海因租界的存在,并未受到战火波及的同时,也享有着实际独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国际联系,这促成了近代上海的繁荣。近代上海历史文化也因受西方多国的影响而带有极大的包容性。(www.daowen.com)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选择在上海创立商务这样的民营出版业;同时放眼当时的中国,也只有在上海才能创立商务这样的民营出版社。从某种角度来说,商务的创立折射出的是上海“海纳百川”的近代历史文化。而这种文化,即使到了今天的上海也仍旧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