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剧在上海的出现来源于西方文化的涌入,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列强对上海侵略的同时,也将西方文化传入上海;一是出使外国的外交官、游学欧洲的学子文人和商人们出版了他们的日记、游记,其中零星地记载了他们对于西方戏剧的见闻。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款：“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为此,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4]从1875年中国第一次派遣常驻国外的使臣以来,先后派遣使臣前往英国、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等地。作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官之一的黎庶昌,曾这样描述巴黎的剧院：“巴黎倭必纳,推为海内戏馆第一……正面两层,下层大门七座,上层为散步长厅。后面楼房数十百间,为优伶住处,望之如离宫别馆也。……中间看楼五层,统共二千一百五十六座。”^[5]1877年(光绪三年)十一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的《具奏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中对出使大臣款定：“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都应“详细记载,随时咨报”^[6]。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严令“东西洋出使各国大臣,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仍按月汇成一册,咨送臣衙门(即总署)备案查核。即翻译外洋书籍、新闻报纸等件,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即一并随时咨送,以咨考证”^[7]。由此类规定便可看出清朝政府对于国外事件和风土人情的高度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扶持,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西方文化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记载着西方话剧的出使游记的刊行,使得新剧也逐渐为人所知,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1898年前曾有10位出使大臣刊行出使日记,即郭嵩焘《使西纪程》、刘锡鸿《英轺私记》、陈兰彬《使美纪略》、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李凤苞《使德日记》、张荫桓《三洲日记》、刘瑞芬《西轺纪略》、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和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8]

西方列强对上海的侵略也将西方戏剧带到了上海,其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西方侨民成立剧团、上演西方戏剧;二是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学校组织学生进行西方戏剧表演,由此引发了学生演剧的热潮,后来学生剧走向社会,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新剧。(www.daowen.com)

目前所知,中国本土最早的西方戏剧演出就是出现在1850年12月12日的上海英租界内^[9],一群西方侨民在被称作“新剧院”的一个库房内演出了《势均力敌》和《梁上君子》两部独幕剧。西方的侨民还成立了一些业余剧团,其中留下名字的包括1866年合并为A.C.D剧团的“浪子”和“好汉”。起初这些业余剧团多借助库房作为演出场地,后来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建立了兰心剧院,作为A.D.C剧团的演出场地。上海还有一个名为“东京席”的小剧场专供日本新派剧旅行剧团来沪演出。虽然这两个剧院演出的观众主要是西方侨民,但是当时一些外语水平较高的中国归国留学生和大中学生常去光顾。^[10]根据“新剧”创始人之一的徐半梅回忆,他必定会去看兰心剧院A.C.D剧院每月两三次的演出,也是东京席的常客。^[11]

去这些剧场观看外国剧团和西方侨民成立的剧团的演出需要较高的外语水平,所以大多数普通人了解新剧是通过学生们的演出。中国人自己演出话剧的尝试,始于教会学校的学生。^[12]外国人在上海兴建的学校中常有外国老师指导学生排演课本短剧^[13],这些剧虽然不对外公开演出,但是让许多学生得以接触并了解西方戏剧,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学生戏迷,引起他们的效仿。例如当时还是民立中学学生的汪优游在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圣诞演出上,看到了学生编排的课本剧后,萌发了效仿之心。除了用外语演剧外,有些学生也编演中文剧目,如1899年圣约翰书院的中文剧《官场丑闻》、1900年育才学堂的《江西教案》及同年南洋公学的《六君子》和《义和团》等。在1842年到1860年之间,上海有记录的教会学校就有15所之多。据统计,到1877年新教在华兴办的学校已有347所,在校学生约5 917人,其中教会中学约占7%,从1877年到1890年教会学校数从5 917人增加到16 830人,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数增加到4万人以上,其中高等学校占10%。^[14]1860年以后,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也逐步发生着改变,从招收“贫苦童稚”转向富有阶层家庭。到19世纪80年代后,有些教会学校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贵族学校。^[15]教会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层次的提高以及面向上层社会的办学方针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逐渐熟悉西方戏剧,并且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人视优伶为低贱职业的传统观念,为新剧的萌芽与发展打下了基础。1905年文友会成立,此后上海迅速出现了一大批学生新剧团体,如上海沪学会演剧部、上海群学会演剧部、上海学生会演剧部、上海青年会演剧部,上海开明演剧会、上海益友会等。^[16]学生剧逐渐从校园走向社会,以赈灾、助学等名义演出募捐,让新剧有了更加广泛的受众。从1907年前后的《申报》上就能找到学生演剧刊登的广告,如1906年12月21日载有《申报·华童公学演剧助赈》,1906年12月31日载有《纪女医学堂学生演剧赈灾事》,1907年4月16日载有《申报·本埠新闻·学生演剧助赈》,1907年4月20日《申报·本埠新闻·学堂演剧助赈》等。主管上海教育事务的江苏省提学使一度以男女混杂、有伤风化为由下令禁止过学生演戏^[17],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学生演剧潮的声势之大、影响力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