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被迫打开城门,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外国人蜂拥而至。租界更为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上海提供了便利。当时的上海,本土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现代新兴文化汇集,外来文学译著、西方文学的引入,使得上海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川北路,“华洋杂居、五方会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识相互碰撞,相互交汇融合,自然形成了相对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也给进步文人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

当时的四川北路拥有发达的出版印刷机构。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画报》、第一份《万国公报》诞生于此,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新雅茶室也驻足于此。四川北路开设有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一批进步文人还在四川北路一带开设了十余家书店,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店、良友图书印书公司、春野书店创造出版部、水沫书店、南强书局等,组织建立了创造社、太阳社等进步社团,创办刊物达30余种。四川北路还是中国电影放映业的发祥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开设有上海大戏院、永安电影院、胜利电影院、群众剧场、解放剧场等32家电影院,有47家电影公司建立或迁入。^[4](www.daowen.com)

四川北路发达的文化设施和场所使得各种信息得以便利共享。据统计,1930年上海华人总数为340万,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侨人数达到49393人。随着中外人员的接触增多,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汇融合;报刊、电台、邮局、书店、出版社、图书馆、影院、剧场等新闻媒体和通讯设施不断完善,也加速了各类信息的传播。这些都为文化名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的源泉和便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