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欧美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肆侵略中国。1845年,英国根据《上海土地章程》首先在上海设立了英租界。1847年,美国人在苏州河以北圈定了美租界。1863年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英、法、美等列强在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拥有独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权,租界成为不受中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列强不断扩张租界范围,到1899年,根据修订后的《上海土地章程》扩展的公共租界范围,“自小少渡起,沿苏州河,至接连泥城浜之西约70码处,由此朝北,至上海宝山两县之界线,循此界线至接连虹口河地方,由此处朝东,直至顾家浜口”^[2]。

列强持续扩张租界的企图,在遭到时任上海道台的抵死抗争后,他们开始通过“越界筑路”蚕食中国政府的管辖区。越界筑路是英、法、美等侵略者掠夺土地、扩大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他们在租界外修筑道路,借修路行使管理权,进而达到扩大实际统治区域的目的。至1913年,四川北路及附近的溧阳路、多伦路等以越界筑路方式被并入租界。

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渐强,其势力也逐步入侵中国。由于英、法、美等国家为保护既得利益,反对日本在上海设立日租界,日本只得在虹口的公共租界建立势力范围,并将日本领事馆迁往虹口。北四川路、吴淞路一带出现了不少日本社区,大量日本侨民居住于此。到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日本借助《淞沪停战协定》,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虹口的势力。(www.daowen.com)

夏衍曾这样描述20世纪初的北四川路：“北四川路、史高脱路、窦乐安路一带是所谓‘越界筑路’地段,也是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名义上是公共租界,实质上归日本人统治,这里很少有白人巡捕,也没有印度‘三道头’,当然,国民党警察也不能在这个地区巡逻。”^[3]

当年四川北路属于半租界,既有英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也有日本势力,还有中国政府的华界管辖,多国势力交织,相互制衡,多方共管却又无法独立管理。因此,当时中国的进步文人选择在四川北路附近居住不仅相对安全,而且“空白、悬置”的行政管理也给进步文人的文学活动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