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健^[1]

[摘要]　早先创建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在近代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适时出版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教科书、学术著作,尤其是西方译著,以及丛书和工具书等,不仅在同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独特的书籍品牌。与此同时,广聚英才,成功组建高水平编辑队伍,不仅使得书刊质量得到了有力保证,而且使得该企业的社会信誉得到了明显提升。此外,在投资创办企业、书籍销售以及书籍编辑等方面,该企业均遵奉着先进的经营理念,并由此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经营之道。除抗战时期遭受一定损失外,有着自身经营理念的商务印书馆,其经营之道无疑是成功的。

[关键词]　近代;商务印书馆;经营之道

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以及影响巨大的出版机构,它不仅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长期以来还是传播中外优秀文化的主阵地。它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出版界享有良好声誉,又能够得到知识阶层的广泛支持和拥戴,这无不与该机构管理者善于利用有利时机,采取成功的经营之道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以近代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之道作为论述重点,以便揭示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界常青树的成功秘诀。

由夏瑞芳(1871—1914)等人发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最先仅限于印刷业务。到1902年初,进士出身的张元济(1867—1959)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于是其业务拓展为印刷、发行和编译,从此该机构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具体而言：

首先,顺应时代潮流,适时出版多种不同类型的书刊。书籍、期刊作为出版机构的主要产品,承担着为其创收盈利的基本职能。不过,抱有不同目的的出版者与经营者,他们对书刊种类的选择与销售则存在巨大差异。

具体就近代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而言,一是它能选择恰当时机,及时印行具有时代特色的教科书。1902年冬,经张元济推荐,蔡元培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当时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清政府已经颁布了新学制,新式教科书的编纂出版成为最大商机。于是商务印书馆便以“扶助教育”为出版方针,于1903年起着手编写第一套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04年4月,初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1906年12月,高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共八册编成出版。对于后者的编写内容,该机构明确规定：本编详列有关宪政之事,以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本编详列本国要政及世界大势,以养成国民国家之思想;本编采集古今中外名人事迹足为模范者,以引起国民崇拜英雄之观念;本编注重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以改良社会之习惯;本编兼采天文、地文、博物、物理、化学等学,以养成国民理科之思想;本编兼采农、工、商、矿等事,以养成国民事业之思想;本编兼采中外游记,以养成国民冒险之精神。^[2]由此可见,通过教材培养、塑造具有新时代新思想观念之人,则在该系列教材中有明确体现。也正是因为如此,该系列教材颇受时人欢迎。

二是积极出版高等学术著述,尤其是西方译著。近代知识阶层在西学的强力冲击下,不仅要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积极总结、反思,而且还要不断通过阅读西学著述来开拓眼界,更新思想观念。商务印书馆正是在此背景下,及时引进并翻译出版了不少西学著作,以便为知识界服务。对此,1917年3月21日,张元济等管理者对于西书所定方针为：“一、不必赚钱,但求不亏本。二、派黄秉修充招揽员。三、通信全国习英文各校,调查所用西书。”^[3]1925年4月,张元济在《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304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至于扶助教育,更有一种办法,即高等学术之书,他家力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著现已译成多种,尚应继续进行。现在编译百科全书,一二年后当可出版。”^[4]由此可见,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在服务教育领域的同时,将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学术研究界。尤其是对于西学著述的译介,成为它们图书出版的亮点所在,如及时出版了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等著作。又出版了郑贞文翻译了的罗素《原子说发凡》(英文版)、《化学本论》、《化学与量子》和《最新物理学概观》(以上三种均属日文版)等。^[5]

三是大力印行丛书以及工具书。就丛书以及工具书而言,它们虽在知识普及方面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该类图书的出版往往需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一般的出版机构不愿冒险出版该类图书。不过,当时商务印书馆领导层以其特有的眼光和雄厚的财力,积极从事该类书的编撰、出版,并且收到了极为长远的经济效益。其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就有《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大学丛书》《世界丛书》《尚志学会丛书》以及《万有文库》等。^[6]如1916年3月10日,据张元济记述：“孙星如来信,言《宋元人题跋津逮》有二十种、奇晋斋二种、适园四种,可汇刻。复以可做,但不必先出。请即选《唐宋人说部》一二十种发排。”由此表明,他们对古籍丛刊的选刊颇为看重。又如1918年4月15日,张元济记述道：“印《道藏》事,请核定,全案附。”^[7]这是张氏就刊印《道藏》所做的准备。总之,商务管理层以超前眼光坚持刊印大型丛书,不仅在图书选题方面占得了先机,而且赢得了不少经济收益。

同时,在工具书方面,商务编纂、出版有《辞源》《学生字典》《国语字典》《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及《地质矿物学大辞典》等。^[8]如1918年2月10日,张元济记述道：“《汉英辞典》应速出版。《植物学大辞典》应速出书。《动物学大辞典》亦宜速出。……《物理化学辞典》应速编。《英语分类辞典》应速编。《日用百科全书》应速排。”^[9]这说明以上工具书已成为广大民众急需之物。又如1919年12月1日,张元济记述道：“告编译所,速出《德华大字典》及德文书。”^[10]再如早在1918年3月25日,张元济与同事就如何编辑《人名辞典》制定了以下原则：“一、正史人名太多,无重要者拟删。二、排列拟先单姓、次双姓、次非姓。同姓者先单名、后双名。非姓中为方外、别号,及辽、金、元、满及外国人。三、别号择重要者列入,连姓者列入双名内,无姓者列入非姓内。四、女子须加。”^[11]由此说明,商务编辑人员在编纂一些工具书时,极为注重编排原则与所记内容。

与以上书籍门类选择与出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商务印书馆一般不印行内容较为低俗等迎合市场需要的书籍。如1917年8月14日,张元济指出：“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这是他对林纾(1852—1924)所译风行作品的严格审核意见。又到同年12月14日,张元济指出：“小说《妻乎财乎》拟改名。”^[12]这种不盲目跟风的做法,使得商务的出书品质与社会信誉有了保障。

总而言之,以上主要种类著述的出版、发行甚至编纂,不仅使得商务印书馆在与同行竞争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独特品牌,并且这些品牌产品时至今日仍具有较高的阅览与收藏价值。

其次,广聚英才,成功组建高水平的编辑队伍。自1902年开始,在张元济主持编译所期间,他先后搜罗了不少学有专长的编、译人员。1916年8月16日,张元济就选聘编辑问题明确指出：“如有教育编辑之经验、学界之资格者,总宜收罗。”^[13]又到1917年8月17日,张元济“致章行严信,托聘留东理科大学或专门学校卒业学生,汉文优长,兼通英文,品行笃实者,理、化、博物三者需擅有一长,而其余亦能兼顾。月薪由一百五十元至一百八十元,请其酌之。”^[14]可见他极为看重兼通中英文并学有专长者。相反,对于不合乎以上要求者,则坚决拒收。如1917年2月3日,据张元济言：“邝君(指邝富灼)荐美人哈格罗夫,在开封教授多年,今夏期满,愿来本馆编书。余言专编英文,不解汉文,恐用处太少。”^[15]正是按以上标准,他先后搜罗的突出编辑人才就有：杜亚泉(1873—1933)、郑贞文(1891—1969)、颜惠庆(1877—1950)、杨贤江(1895—1931)、邝富灼(1869—1931)、周昌寿(1891—1948)、孙毓修(1871—1923)以及胡愈之(1896—1986)等。

在近代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队伍中,业绩突出者不在少数。如邝富灼先后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08年应张元济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英文部主任。他在编译所的二十余年间,编著有《新英文典》、《英文法阶梯》(中学适用)、《英语作文教科书》、《英语会话教科书》以及《新世纪英文读本》等,并且销路很好。^[16]又如物理学家周昌寿曾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留学,1919年到编译所后,主要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编辑工作。他为中学生编写过《物理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物理学(现代初中教科书)》、《物理学(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物理学实验》(与文元模合编)以及《实用自然科学教科书》(新学制初中,与郑贞文、高铣等编)等教材;翻译过石原纯著《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原理》(1924年)和《物理学概论》(1935年)等。^[17]再如孙毓修在主持《少年杂志》前三卷编务时,将刊名由《童话》改成了《少年杂志》。对于其办刊宗旨,他在该刊第1卷第1册“缘起”中指出：“(该刊)内容大加扩充,如修身、文学、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卫生、动物、植物、矿物、实业、手工、习字、图画、体操、音乐、歌谣、游戏、中国时事、外国时事,凡二十余类。皆择其切近易知饶有趣者。……兼采古今中外之新奇故事,讽世寓言,以供谈助。插画丰富,行文浅显,凡入学三四年之生徒,以及粗解文义之人,皆能领会。庶可为教育之补助,而使社会中人,皆晓然知德育、智育、体育之急急焉。”^[18]可见该杂志内容涉及面广,目的性强。它在当时之所以颇受读者喜爱,则与主办者的办刊才能不无关系。如胡愈之于1914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所理化博物部任练习生。1915年开始参加《东方杂志》编辑工作。到1924年以后,他实际负责《东方杂志》。其间,他极为重视向国内一流学者约稿,从而使该杂志跃升为国内一流的学术刊物。^[19]

总之,高水平的编辑队伍不仅使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刊质量得到了有力保证,而且凭借这些人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商务的社会信誉得到了明显提升。

最后,善于管理,遵奉先进的经营理念。作为近代著名企业,商务印书馆有许多做法处于当时领先地位。具体而言：在投资创办企业的具体做法上,鉴于最初“资本甚微”,商务印书馆曾与日商合资经营。其间,当时“资本各居半数,即各得十万”。到1913年,“华人股份已居四分之三,日人股份仅得四分之一”。于是它们便尽力收回了日本股份。^[20]这种由合资到独资的转变做法,虽由当时的现实困境所造成,但此种灵活的经营之道,在当时并不多见。

在书籍销售方式上,对于卷帙巨大、书价颇高之书,如《四部丛刊》,商务则采用“预约之法,分期交付”,读者则“先睹为快,以便分年纳价”^[21]。又如1916年9月25日,商务管理层商议印行《四部举要》,“拟每部售四百五十元,分三期交。如预约足五百部,即行开印。三百部即印三分之一之书,再不足则还钱,并付息”^[22]。以上做法使得售书者与购买者均减轻了经济压力,达到了双赢效果。正因为如此,1926年1月,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总务处第696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如《四部丛刊》《续藏》《道藏》《学津讨原》《学海类编》《百衲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有数种均已售完。虽有数种销数无多,然从未有不销因而亏本者。此项旧书颇多善本,可以影印者甚属不少。”^[23]可见预售方式的确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在承印古籍方式上,商务采取“租印善本”的方式,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古籍刊印所用底本问题。如在与铁琴铜剑楼签订的租印合同中,双方就明确议定：“宋元本书、宋元人写本书每部在十册以内者,每册赁金贰拾元;在十册以外者,每册赁金拾伍元。明本书、抄本书、校本书每部在十册以内者,每册赁金拾元;在十册以外者,每册赁金伍元。”^[24]该做法使得藏有善本的藏书家亦有收益,从而愿意租借出所藏古籍。

在回报读者的方式上,1921年,商务印书馆专门设立公用图书馆。其缘由正如张元济所言：“本公司以编辑印刷为营业,筹办公益莫善于设立公用图书馆。”^[25]该做法使得喜好读书而又无力购买的读者受益匪浅。

在出版品牌创新上,据于殿利先生归纳指出：商务屡开风气之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第一部中英文对照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1898年);第一部英汉字典——《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1899年);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编辑部(1902年);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著作(1902年);第一个创办现代意义上的一系列杂志(1903年);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双语辞典——《英华大辞典》(1908年),如此等等。^[26]均说明商务印书馆管理者与编辑人员不墨守成规,而是善于创新,从而为自己赢得了良好声誉。

总之,正是由于近代商务印书馆在管理、经营等方面做得较为成功,甚至领风气之先,从而使得其早先的经济效益颇为突出。如1920年5月,张元济《在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发行所民国八年营业额,“比较七年多销货洋二十六万八千八百余元,约增百分之三十六分,其书籍类因时势之需要,受社会之欢迎者,如《国音字典》《国语教科书》等”。又编译所于民国八年“共计新出、续出二百三十二种,合定价洋三百三十二元五角四分,比上年稍有增加”^[27]。不过,1932年爆发“一·二八”淞沪战役,使得商务印书馆“设于上海宝山路总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被敌等轰炸,全部焚毁,化为灰烬。所有资产损失,当时估计16 330 504元”。此后又经受1937年第二次国难。但即便如此,商务“对于图书之出版,更不遗余力。始则日出新书一种,嗣后逐渐增至每日三四种,大部书及教科书尚不与焉”。据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共计出版新书、大部书和新教科书6 248种,9 142册。^[28]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种书刊始终受到读者欢迎。如据张元济言：“《四部丛刊》创行于民国八年。先后两版,数逾五千。越今数载,访求者犹时时不绝。”^[29]如此等等。

总体而论,对于商务印书馆在近代时的创立、发展之路,它虽在抗战时期遇到艰难困境,但经过商务全体人员不断努力,逐步恢复了元气并日渐有所发展。这期间,它的成功的经营之道不只是与机构管理者的经营理念与做法有关,而且更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一方面,满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新的时代变革为包括图书出版业在内的所有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商务最先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正是旧式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的标志和产物。此后,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这又是知识界和广大民众积极寻求思想解放的重大事件。此时商务主办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以及《学生杂志》等,正是为满足广大读者对新文化需求的产物。不仅如此,商务作为文化产品的销售者乃至生产者,自身也投身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者。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华民族深处于国破家亡的危难之时。但也由此激发起了全民抗战的斗志。其间,商务也作为受难者中的一员,虽然经济损失严重,但仍然坚强地维持着出版、编辑事业。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商务学人认识到：“唯在抗战期内破坏最大而恢复最难者,当以文化建设为最甚。”^[30]因此,他们能够积极迎难而上,继续从事着文化出版与传播事业,更延续着他们保持已久的经营之道。

[专家点评]

论文选题切中热点,也在高中生的能力范围之内。论文最大的优点是思路清晰,结构完整,集中体现了作者围绕选题寻找资料的能力,实属难能可贵。希望今后能进一步拓展原始资料,集中某一时段对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之道做更深入的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瞿　骏

【注释】

[1]燕行健,复旦大学附属中学2019届学生。本文指导教师刘先维。本文获2017年博学杯历史人文素养展示活动论文三等奖。

[2]《〈高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1907年1月),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11页。

[3]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www.daowen.com)

[4]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4页。

[5]参见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5页。

[6]参见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第159页。

[7]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

[8]参见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第159页。

[9]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第477—478页。

[10]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下),第909页。

[11]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第511—512页。

[12]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第351、429页。

[13]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第139页。

[14]同上书,第353页。

[15]同上书,第213页。

[16]陈应年：《英文专家邝富灼》,《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1898—2007),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0页。

[17]陈应年：《周寿昌在商务》,《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1898—2007),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22—223页。

[18]柳和城：《孙毓修与〈少年杂志〉》,《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1898—2007),第362—363页。

[19]范岱年：《胡愈之与〈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1898—2007),第390页。

[20]参见《在商务印书馆特别股东会上所作关于收回日本股份之报告》(1914年1月31日),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第15页。

[21]《印行〈四部丛刊〉启》,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第34页。

[22]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第172页。

[23]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第55页。

[24]《商务印书馆向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租印善本书合同》(1927年11月14日),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第57页。

[25]《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256次会议上的发言》,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第51页。

[26]于殿利：《百年商务的三维核心经营理念》,《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1898—2007),第24页。

[27]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第42页。

[28]《九年来之报告》(1946年9月),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第120、122、126页。

[29]《辑印〈四部丛刊·续编〉缘起》,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第75页。

[30]《丁氏文化复兴社宣言》,张元济著,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张元济论出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