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文的梳理与论述,我们看到松江地区的园林一直伴随着松江地区的文人。它们是文人对生活的追求与选择的产物,故它们的兴废实际体现了文人心态的变化。它们是主人耗费财力,精心营造而成,故它们体现了文人的生活处境和财富。它们见证了文人的生活,目睹了文人们的一颦一笑,其实也是松江地方社会乃至大明江山的投影。通过文人与园林之间的各种史料,可窥得松江文人建造园林背后的事实：明代中后期的松江府华亭县,是一个商品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财富已逐渐汇集到一定程度的地区,再加上朝廷政治的愈发昏暗,形成了一个地方性色彩浓厚、互相关系紧密的文人群体,半官半隐的不彻底“隐逸”之风在这里受到推崇,或至少成为人们心中理想生活的一个部分,然而文人又从来没有放弃济世报国的志向与理想,在特殊时期形成一种鲜明的地方势力,借园林宴游与集社表达出社会责任感。从园林这样一个小的角度去看整个中晚明松江地区的士风可能不是特别充分,但至少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借鉴和启迪。

宋代文学家李格非在他的名篇《书洛阳名园后记》^[18]中说到：“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笔者窃以为把这样的说法用在中晚明松江的园林与其盛衰上也十分恰当。松江的古代园林中还有很多历史文化信息有待发掘,笔者此篇文章草草而就,希望它对人们了解明代的上海松江和研究上海从古到今的发展史能有微薄的帮助。昔人已没,此地犹在,也谨以此祭奠那一个时代。

[专家点评]

江南地区园林是我国园林的典型代表,其中松江地区园林别树一帜,在江南地区园林中有着重要地位。众所周知,江南地区园林与文人有着密切关系,究竟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松江地区园林和文人活动的关系怎样?本文作了些有益的探索,大致可以给读者以下三点启发：

1.江南地区园林与文人关系的基础是共存并发达的地区经济

园林是有一定规模的大宅院,内有建筑、山水、树木、花草。优秀的园林凝聚了能工巧匠的勤劳和智慧,蕴涵了多种传统艺术。所以,建设园林需要文化基础和大量资金。

江南地区在“元代发展海运与纺织业后,松江府渐渐成为江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松江文人陈继儒,“以贩卖、鉴定书画经营产业”,“著书和卖书画”“带来财富”,买地建起园林东佘山居,符合中国古代置地建宅的传统习惯。由此可见,松江地区的经济发达,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也给陈继儒等带来了经营文化产业的便利。反过来,陈继儒经营文化产业也会加快松江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发达。

当然,这种共存地区经济也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诚如作者在总论中引用的宋代文学家李格非所言,“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并指出,“把这样的说法用在中晚明松江的园林与其盛衰上也十分恰当”。

2.松江地区园林和文人活动的关系是立足点与文人交游关系

文人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交游便是一件大事,“活动多为文学集会、出游、共赏书画等”。交游活动需要有立足点,松江地区园林便是最好的立足点。虽然不能说建园林是为了交游,然而客观上松江地区园林为文人活动提供了适合的立足点,“园林作为文人自己的地盘与开展文娱活动的地方,显然是最好的地点”。

至于几社士子利用松江园林组织反清活动,只是一时的,影响不大,并没有发生如嘉定抗清时的“嘉定三屠”事件。

3.作者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独到性

讲到松江地区园林,人们往往会会从园林艺术的角度来欣赏,较少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本文作者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独到性,表现在：

一是把松江地区园林置于“上海文化的多样性”视角下,认为“关注松江府时期的历史文化,寻找从松江府到上海市的关系”“是必要的”。

二是用历史视角研究了松江地区园林,提出了“中晚明松江文人筑园背后的文人心态”的观点,如“明代士商关系越来越紧密”,他们有着“巨大的交际圈”,“晚明不良的政治生态促成了文人从政意愿的下降和归隐愿望的增强”等,使研究上升了高度。

三是用案例的视角,重点“以陈继儒东佘山居为例”,分析了“士与商”“文人交游”和“文人心理”,以点带面,有具体说服力。

文章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如可以进一步说明“地区园林和文人活动的关系”;部分结论为推论,可以增加相关一手史料,来有效说明相关观点。

——上海市特级教师、嘉定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凤光宇

【注释】
(www.daowen.com)

[1]张正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2019届学生。本文指导教师李峻。本文获2017年博学杯历史人文素养展示活动论文三等奖。

[2]笔者看到的有：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森正夫著,陈玉女译：《陈子龙的江南论》,《明史研究》2013年第13辑;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五,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8年版。明清无郡,“郡”是“府”的代称。

[4](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六,中华书局2007年版。

[5]本文中列举的园林、园林建造时间及园林主人,主要参照松江博物馆官网：http：//www.songjiangmuseum.com/sjbwg/js_xsdtxx.action?id=FD99EA835731D8CB&F=&page=1。

[6]《东佘山居图》为董其昌赠予陈继儒之画,现为私人藏品。著录在《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书》(第39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7]见(清)万斯同等编：《明史·隐逸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焚衣冠事所发生的时间,《明史》言二十九岁,亦有人以为应是三十岁,因无涉本文关要,故取《明史》说法,不复加讨论。

[8]参考扈幸伟：《陈继儒与园林》,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9](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思旧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341页。

[10]颜晓军：《九峰三泖白首至交——董其昌与陈继儒的艺术交游》,《美苑》2014年第2期。

[11](清)冯鼎高、工显曾等编：《华亭县志》,乾隆五十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笔者转引自李斌：《王锡爵陈继儒交游考论》,《湖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2]关于陈继儒为“通隐”的说法和对于陈继儒身在明代文人群体中真实位置的探讨参考赵献海、赵楠：《陈继儒山人身份考辩》,《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13]见《陈忠裕全集》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附录。笔者转引自朱丽霞：《园林宴游与文学的生态变迁——以明清之际云间几社的文学活动为例》,《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4](清)杜登春：《社事本末》。笔者未能找到原书,但此记载多见于有关几社的文章。

[15]清嘉庆年间编。清代一度从华亭县中分出娄县,后又并入华亭县。笔者转引自朱丽霞：《园林宴游与文学的生态变迁——以明清之际云间几社的文学活动为例》,《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6](明)徐孚远：《钓璜堂存稿·叁》。转引自朱丽霞：《园林宴游与文学的生态变迁——以明清之际云间几社的文学活动为例》,《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7]本段内容主要基于森正夫著,陈玉女译：《陈子龙的江南论》,《明史研究》2013年,第107页。

[18](清)吴调侯、吴楚材编：《古文观止》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