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园林文化即文人文化的体现。当我们观察隐士陈继儒筑园的选址,会发现陈继儒没有将家安在热闹喧嚷的松江府城之中,也没有将家安在人迹罕至的偏僻山中,最终选择将终老之所放在了离世俗生活中心有一定距离但又不太远的华亭县郊外。东佘山在地理位置上可谓得天独厚,既不染松江府城尘嚣,又作为苏松之间的一个路口,成为文人们常至之处。这曲折地反映了“陈继儒式”隐居的不彻底,即又想躲避尘世和政治社会中心,又想不脱离文人社会圈,在世俗交游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正是陈继儒理想的效果。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有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从陈继儒作为当地名士关心、资助当地民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保留的传统文人的责任感,从陈继儒在东佘山与文人政客广泛交往中可见他对文人这一身份的认同。那么,陈继儒为什么要终身不为官呢?合理的解释或许是：晚明不良的政治生态促成了文人从政意愿的下降和归隐愿望的增强,而明代中期以后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又使得文人不出仕而享有富足的生活成为可能,进一步促进了像陈继儒这样的文人的不仕归隐。笔者认为,陈继儒并非天生希望归隐,他的不仕、他的筑园,归根到底是他对当时政治时局的不乐观和逃避的表现,所以他是“隐”而不退,追求的是一种在俗和不俗之间的诗意和谐。

借陈继儒的例子可进一步理解明代中后期的造园之风。作为隐士的陈继儒可能只能被当作个案,但文人的总体处境总是类似的,虽然在仕与不仕的问题上文人们的选择不同,但陈继儒的这种心态也是晚明文人们所共有的。陈继儒的行为被主流文化所认可,说明人们的心境和想法多与这位“通隐”是一致的。众多文人对陈继儒所建园林的拜谒也体现了文人们共有的向往和追求。以陈继儒为代表的文人的隐而不退反映出整个中晚明时期松江文人们的典型心理,而这种心理或许正可以解释为何明代中期开始江南园林的建造如此之盛。何为园林?园林不是普通的住宅,它起到的不止是供人居住的功能,更承担了人们对审美的追求,而审美又是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心理的一种反映。江南园林的主旨是将人文环境与大自然合二为一,是对自然的一种利用或模仿,因此它本身略带一种“隐逸”的情调,并且这种“隐逸”情调亦如陈继儒的“隐逸”一样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真正隐逸,它更像一种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妥协——园林的主人绝不希望摆脱公共事务和世俗生活,但又希求对政治和社会大环境的暂时性逃避,在浊世中获得一方自由天地。造园之风之所以盛行不只是经济的繁荣,更有园林精神契合中晚期明代文人精神的深层次原因。^[12](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