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四十年来,仕宦富民,竞而兴作。朱门华屋,峻宇雕墙,下逮桥梁禅观牌坊,悉甲他郡。

——范濂《云间据目抄》^[3]

松江府是明代的东南巨府。元代发展海运与纺织业后,松江府渐渐成为江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于明清两代的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在他的笔记《阅世编》中写道：“吾乡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矣。”^[4]类似的记载见于明清的多部书籍。赋税之重,侧面反映了松江府民众的富有和高经济水平。随着经济上的富裕和明代中期以后士风的转向,各种各样的私家园林在松江府一带涌现出来,而营造园林之事,尤以在松江府的治所华亭为盛。

明代中后期在华亭营建园林的,主要是两类人。第一类是暂时休官或致仕归乡的官员。下举数例：嘉靖时斗倒严嵩的内阁大学士徐阶及其亲属在华亭广建别业,在府城西门谷阳门内建水西园;嘉靖三十八年,时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的华亭人陆树声告病归乡,在府城北建适园,陆树声后官至礼部尚书,陆树声之弟陆树德,也在松江府城南门外建园,称南园;万历间中书舍人华亭人顾正谊,在府城东北建濯锦园;万历间光禄丞华亭人顾正心,在府城外东三里建熙园;万历间桂林府通判上海县人倪邦彦,在府城北门外建倪园。这些官员的官位高低不一,有如徐阶、陆树声这样的当朝高官,也有许多仅是中书舍人这样的七品官或地方小官,但相同的是,这些园林主人都属于本地的大族或是较有名望的人。不难分析出,官员在辞官后建园,既满足生活和文人式审美的需要,也是自己在地方影响力的一种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情结,用自己手头的资源和财富,搭建具有个人风格和雅趣的园林,除了供生活休憩,还是一种对自己为官生涯和社会文化地位的证明。(www.daowen.com)

第二类则是并没有功名的处士或富民。最有名的例子便是陈继儒在佘山东麓修建自己的“东佘山居”,以为隐居之所。陈继儒是华亭人,主要活动于天启、崇祯二朝。他虽然隐居,但热心实务,结交官员,在文人圈乃至政治圈内都有很大的影响力。陈继儒筑东佘山居,更多表明了一个隐士的生活态度,然而这种“隐”,并非是历来所谓的不问世事、以孤高自守,半出世半入世是晚明文人的典型现象,笔者在之后的文字中还会加以论述。再如万历间的张之象、何三畏、明末清初的施绍莘也都是著名文人而不仕,在华亭筑园林以自娱。

根据明代人的记载,明代中晚期松江的筑园之风非常盛行,还有很多园林由富有的市民建造起来。但如今可知的绝大多数园林都与文人或文人家族群体有关。^[5]

大大小小的园林遍布华亭,争奇斗艳,这道景象延续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