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洋公学之前设立的北洋大学堂已经以工科教育为主,故盛宣怀在南洋公学人才培养方向的确立上选择了培养高端法政人才：“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为断。”^[16]“北堂兼艺学,南堂重政学。”^[17]此即盛宣怀教育观的一次提升,由“西艺”向“西政”的一次转变,他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西学不仅仅只是西艺。同时,1896年亦是盛宣怀大展宏图之际,南洋公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受到了特殊关照。

南洋公学成立后,按照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来办学。盛宣怀为了贯彻“西学为用”,委任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为监院、洋总教习。福开森又介绍并聘请了一批美国教习,但他们对公学的教育宗旨不满,觉得这是“轻视西学的表现”,主张全盘西化,故在公学引起了巨大争论。教习白作霖认为轻中重西的现状会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何嗣焜将中课、算学、英文三项积分定为学生奖励评判依据,“入学考试也以此三门课为主,改变过去只奖励西学优秀者”^[18]。学生对于孔孟学术的态度,也是考察学生品德的标准。洋务派“西学为用”的同时,亦担心西方民主思想使学生的思想脱离中央统治者的把控,所以学校也十分重视对孔孟思想的推崇。

盛宣怀本人对于“中学为体”亦是极为重视,这侧面表现了其保守的政治思想。“中国遣使交邻,时逾廿载,同文馆之培植不为不殷,随使之员阅历不为不广,然犹不免有乏才之叹者。何欤?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19]他认为中国不出人才,是因为对孔孟义理掌握不够,而不是因为与外国交往不多或是对外国文字不熟。所以他对何嗣焜的教育理念亦是认同的,同意了他对于南洋公学录取学生应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文字的能力的建议。何嗣焜为了落实其对于中学的主张,聘请了张焕纶为中文总教习。

在何嗣焜病故后,接任公学总理的是原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任张元济^[20],而他与福开森的矛盾也是反映在对西学和中学的态度上。他“反对全盘西化,对于国外事物主张适合国情,取其所长来改革我国的教育”^[21]。(www.daowen.com)

这些争论的背景,是科举制度未废的封建社会末期,推行新式教育困难重重,所以在1905年盛宣怀从南洋公学辞职之际,依旧未能明确建立符合教育思想方向的课程。

1900年,北洋大学堂停办,西学人才缺失;1902年“墨水瓶事件”后引发的全国反封建学潮使社会上部分人士呼吁关停新式学堂,盛宣怀本人亦对自己西政教育目标开始动摇、怀疑,以为接触太多西方的政治思想使得学生心浮气躁,有违他对学生提出的要忠于朝廷的要求,最终使得南洋公学的教学重点转回实业教育,短暂的进步又退回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