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南洋公学的校名,需与北洋大学堂相对照。“南洋”与“北洋”之分,是为了将这两座同时期创办的大学加以区分又遥相呼应,同时,在中国的地域分割上,以长江口为界,分为“南洋”“北洋”,两校分列。而南洋公学的“公学”二字的确立,有一个由“大学堂”到“公学”的转变过程。在南洋公学的筹备阶段,盛宣怀在通信里提到的皆为“南洋大学堂”。而在1896年8月,盛宣怀与何嗣焜、张焕纶、钟天纬、赵天益、谢加福等拟定的《南洋公学纲领》中,除确立了“南洋公学”的校名外,也对校名做出了解释：“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轮船、电报两局众商所捐,故曰南洋公学。”^[10]在盛宣怀后来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时与载振的通信中提到：“自光绪二十三年饬由招商局岁拨规银六万两,电报局岁拨洋银四万两作为常年的款经费。^[11]”

将校名改为公学,亦意在对办学主导权的控制。盛宣怀在1896年向刘坤一提出在其治下的上海办南洋大学堂,刘坤一同意后,亦命江海关道协助,也有意对这所即将办成的大学堂掌有一定的控制权。然而后续的种种办学事项里,盛宣怀都绕开了两江总督与江海关道,旨在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掌握办学自主权,不违中央政府办学的意旨,真正为中央政府培养人才。

南洋公学的校名,一直沿用至1903年。1902年,清朝廷拟定了新学制,规定京师应设大学堂,省城设高等学堂或大学堂。而南洋公学的创办地上海并非省城。另外由于经费出自招商局、电报局,课程、教学目标等不合要求,这给南洋公学进入高等学堂之列增加了难度,若是没能进去,则会给生源、学生的学习热情带来影响。盛宣怀对此进行了一番争取,向朝廷请旨,将公学名定为“南洋高等公学堂”,得朱批：“管学大臣议奏,钦此。”^[12]但由于轮船、招商两局大幅度缩减捐款,办学经费紧张,故管学大臣张百熙迟迟不批。然而此时学堂正经历“墨水瓶事件”：教习郭镇瀛上课时在师座上发现了一只洗净的空墨水瓶,勃然大怒,认定是为学生对其的嘲讽,严辞诘问,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为学生伍正钧所为,命学校将其开除,引起学生不满,学生发起学潮,大批学生退学,南洋公学元气大伤。内忧外患之下,盛宣怀无力再争取换名事宜。直到在盛宣怀的努力下,南洋公学渡过1902年的这次危机,他才重新开始改名之途。“1903年初,公学缩减办学规模,办学方向由政学调整为实学,作为实学科的商务学堂予以重点建设,成为公学力争成为高等学堂的实现途径。”^[13]1904年7月,管学大臣的正式议复下达公学,同意将南洋公学上院改为“南洋高等商业学堂”。此名改后,仅在正式文件中被用到,实际上并没有使用,故仍将这段时间归为南洋公学时期。(www.daowen.com)

而南洋公学时期的结束是到1905年。在1904年,清政府商部尚书载振致函盛宣怀,说：“现值朝廷重视商政,特设专部,弟忝司其事,夙夜不遑。讲求商学既缺焉而无闻,博求商才廖寂而罕观。沪埠为商业繁盛之区,执事擘画其间,创办学堂,造就商务人才,宏观硕画,至为钦佩。本部此此奏办实业学堂,博究工科,因与商政有关,爰由弟咨商学务大臣,拨出此项学堂隶入本部筹办,藉相联属。尊处商务学堂事同一律,且造就商才更为本部应办之事,可否商请台端径行移交本部管理,名实相副,于学务部务两有裨益。”^[14]在此之前,南洋公学大小事宜盛宣怀亲力亲为地主导着,由于当时盛宣怀在与袁世凯的争斗中,被袁世凯趁盛宣怀父亲盛康去世之机夺取原来对南洋公学提供资金的单位：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控制,所以公学的维持举步维艰,而此时面对这一资金危机,盛宣怀只能放弃。有评价：“盛宣怀在19世纪末成为中国首席官僚资本家的崇隆人物,不是因为资本家的敏锐,是靠其官场人脉。”^[15]盛宣怀靠其垄断的经济思想立足于官商二界,但同时也是利弊掺之。此时公学改归商部,资金问题可以借助商部解决,使学校得以顺利运作。1905年南洋公学正式交由商部接管。此次移交,正式将其定名上海高等实业学校,也是由盛宣怀主导的南洋公学时期的终结。

由南洋公学此校名三变,即可看出在当时社会环境复杂、政治格局紧张的情况下盛宣怀如何勉力办学,迎难而上,为政府培养人才,同时也老于世故,为人圆滑,善于变通。